2013年5月31日，德國法蘭克福，德國數千示威者在歐洲央行總部外舉行示威集會，與防暴警察發生沖突，抗議歐洲央行的債務政策。 　　人民視覺

2015年款克萊斯勒200轎車在密歇根基地正式投產。克萊斯勒希望憑借新車型的上市能夠刺激其在家庭轎車市場銷量的上漲。 　　人民視覺

俄羅斯油氣生產現場。俄羅斯油氣出口和油氣開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13年均略有下降。 　　人民視覺

　　導致全球經濟失衡的因素很多，包括勞動力資源稟賦差異以及由此引發的國際垂直專業化分工、全球投資儲蓄失衡、美元特權等，在歐元區還表現為統一財政政策的缺乏、社會福利過高等因素。解決這些問題必須進行更深層次的結構性改革。在后危機時代，經濟結構調整成為各國政府的共識

　　美國

　　以去杠桿化和再工業化為兩大支柱推動經濟復蘇，但政治黨爭激化、勞動力成本等因素增加了繼續調整的難度

　　美國是發達經濟體中復蘇最為強勁的國家，除經濟刺激政策和美元特權兩大因素外，以去杠桿化和再工業化為兩大支柱的經濟結構調整是主要原因。

　　美國爆發嚴重金融危機的根源之一，是家庭、政府、金融機構都是高杠桿運轉。從家庭來看，美國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在2007年末達140%，很多家庭貸款違約。危機后，美國家庭大幅縮減消費，儲蓄率在2009年上升到4.3%，此后保持相對穩定，家庭債務與可支配收入的占比到2013年末回落至110%。從政府層面來看，奧巴馬政府一方面借助增加稅收降低財政赤字，另一方面實施控制開支計劃，降低公共支出。2013財年美國聯邦財政赤字降到6800億美元，比2012財年減少4090億美元，結束了自2008年以來財政赤字連續5年超萬億的記錄。2014財年前7個月（2013年10月—2014年4月）財政赤字總額為3064億美元，與上年同期相比又下降了37%。危機后，美國金融機構的去杠桿化通過三方面迅速展開。首先是較大幅度的資產減記；其次是2010年7月通過的《多徳—弗蘭克法案》既限制了美國金融機構自身的杠桿率，也對其為其他金融機構、居民和企業提供杠桿融資的能力進行了制約；第三，美聯儲于2013年7月批準《巴塞爾協議Ⅲ》，新規當中的資本充足率高標準顯著降低了銀行業的杠桿率。

　　2009年12月，白宮公布了《重振美國制造業框架》報告，2010年8月，奧巴馬簽署《制造業促進法案》，這些舉措標志著美國開始推動再工業化，其目標是解決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脫節的問題，重振制造業，以出口促進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提升美國經濟競爭力。2011年12月，奧巴馬成立了隸屬于總統經濟委員會的“白宮制造業政策辦公室”，協調不同部門之間的制造業政策的制定與實施，促進制造業復蘇和出口。到目前為止，再工業化取得初步成效。 

　　從長期看，美國經濟結構調整仍面臨重大挑戰。民主與共和兩黨在削減財政赤字方面始終難以達成一致，而在目前政策條件下，由于醫療和養老金支出增加，以及人口老齡化，財政赤字將于2016年后再度持續增加。在巨額財政壓力無法真正緩解的背景下，美國政府將很難為再工業化提供足夠的公共資金支持。與新興市場國家相比，美國的勞動力成本依然很高。目前美國再工業化的成績主要得益于頁巖氣的成功開發降低了制造業的能耗成本，而頁巖氣技術是經過了幾十年的努力才進入到大規模應用階段。如果未來美國無法實現新的重大技術突破，則再工業化進程將缺乏后勁。

　　歐盟

　　在推進歐元區統一財政和整合區域金融體系方面邁出關鍵一步，但各國差異性導致相關談判和落實都較為緩慢

　　去杠桿化和再工業化也是歐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但歐盟去杠桿化的速度明顯慢于美國。銀行業去杠桿化會減少信貸規模，降低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支持。由于歐盟經濟復蘇勢頭遠低于美國，歐盟銀行業去杠桿化無法以較快速度推進。政府債務縮減更是一項艱巨挑戰。盡管歐元區各國努力削減財政赤字，使得歐元區2013年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重降至3%，為2008年以來最低，但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卻上升到93%，為歷史最高水平。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歐元區經濟復蘇十分緩慢，導致經濟增長率經常低于市場融資利率，使得債務負擔越來越重。基于同樣的原因，歐元區家庭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占比從2007年的63%上升到2013年的68%。由于公共債務負擔沉重，歐元區各國政府雖然希望推進再工業化，但無法在財政上給予支持，因此收效甚微。

　　歐元區不是單一國家，僅有統一的貨幣政策而缺乏統一的財政政策，這是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源。推進歐元區經濟一體化進程，是歐元區最重要的結構調整內容。2011年3月，歐盟領導人就設立歐洲穩定機制（ESM）達成一致，并于2012年10月生效。由于該機制的資金來源于歐元區各國財政，這意味著它承擔了整合區域公共財政力量救助成員國的職能，因此是邁向歐元區統一財政的第一步。2012年6月，歐元區各國決定建立銀行業聯盟，并于2014年4月完成相關談判。銀行業聯盟的建立意味著歐元區國家將各自銀行的監管與救助權限上交給歐洲央行，這將改變長久以來歐元區銀行系統分散運作與監管的特征，整合區域金融體系，因此被看作歐元區自2000年建立單一貨幣以來最重要的一體化改革措施。然而，由于區域內各國政治、經濟與社會等各方面的差異，使得一體化進程的談判與落實都較為緩慢，歐元區距離真正實現經濟一體化仍有很長的路要走。

　　日本

　　勞動力市場改革空間有限，難以有效提升企業產出，稅制調整引發抑制內需的擔憂

　　2012年底出臺的“安倍經濟學”包括激進貨幣政策、積極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三支箭”。目前，前兩支“箭”的力量已經完全釋放，日本的金融市場繁榮，國內生產總值增長超過了潛在增長率，但由于結構改革依然滯后，日本經濟增長前景尚不明朗。

　　日本經濟增長停滯的主要原因是人口老齡化，因此，“安倍經濟學”第三支“箭”的核心目標之一在于改革勞動力市場，包括鼓勵女性就業、對國外開放勞動力市場、增強就業靈活性等。2013年日本女性就業率達62.5%，創歷史最高位，和歐美不相上下，未來提升空間有限。對國外開放勞動力市場在很多日本人心中是個“禁忌”，盡管近年來略有改善，但依然阻礙重重。日本的勞動就業法使得解雇固定職工的可能性接近于零。近年來日本企業通過雇用臨時工來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從而形成了不公平的“雙重勞動力市場”，難以有效提升企業的產出水平。

　　稅制改革也是日本經濟結構調整的重要內容。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實施導致日本政府債務增長，2013年日本公共債務與國內生產總值的占比達到225%。為緩解債務壓力，日本從2014年4月開始將消費稅稅率從5%提高至8%，同時將公司稅率下調2.4個百分點。稅制調整對經濟的影響尚需時日才能顯現，目前人們普遍擔心消費稅上調會抑制內需，削弱經濟增長動力。

　　中國

　　推動產業升級和金融領域市場化改革，以開放促改革，是中國政府推進結構改革的重要手段

　　中國在成為全球制造業大國的過程中，出現嚴重產能過剩，同時第三產業發展水平較低，產業整體上處于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為此，政府大力推動第三產業特別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引領產業升級。中國已經從“工業經濟”時代進入到“服務經濟”時代。

　　在金融領域，政府推動市場化改革，不斷放大匯率波幅，逐步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積極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通過人民幣國際化推進資本項目開放，不斷放開外資金融機構市場準入條件。當前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進入深水區，多方利益的博弈加大了改革阻力。但可以預見，在開放促改革的道路上，中國將堅定而穩健地走下去，從而對國內經濟結構調整產生持續的重大推動作用。

　　在經濟結構調整方面中國也面臨諸多挑戰，諸如對投資的過度依賴、房地產價格調控、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等等。總體上講，基于中國目前仍然具有很強的經濟活力和巨大的發展空間，在全球主要經濟體當中仍然保持最高經濟增速，多項結構性改革取得明顯成效，外部經濟環境在穩步改善，上述問題都能夠在發展中逐步得以解決。

　　其他金磚國家

　　無法像危機之前那樣繼續依賴外需增長，結構改革進程呈現不同風景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新興市場國家，特別是此前外需依賴程度較高的，受發達國家經濟增長放緩的影響較為嚴重。

　　從當前情況來看，發達國家復蘇根基尚不穩固，全球經濟再平衡過程意味著新興市場國家無法像危機之前那樣依賴外需增長，必須依靠國內結構改革獲得持續增長動能。這在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走勢和未來展望中已得到初步印證。

　　印度2014年經濟增速有望達到5.4%，雖然距離其危機前9%的增速還有不小差距，但印度經濟已經企穩，未來可能進一步走高。印度經濟增長的好轉得益于其結構改革初見成效。改革著力點在于促進投資特別是基礎設施投資的發展，有助于提升內需。除了投資領域的改革，印度金融體系也實行了大量改革舉措，包括放寬銀行業管制、普及金融服務、實施更加透明的貨幣政策等，通脹水平得到了較好控制，這有助于投資的提升和消費者與企業信心的提升，同時增加了國外投資者對印度資產的偏好。

　　巴西2014年經濟增速預計僅為1.8%，低于2013年的2.2%，遠低于危機前（2003—2007年）4%的平均水平。巴西經濟增長出現瓶頸的主要原因包括：投資特別是私人投資和基礎設施投資的水平未能跟上經濟發展需求；教育和創新不足，致使高技能勞動力缺乏。

　　面對經濟出現的結構性問題，巴西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2012年推出的665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大部分資金用于鐵路等基礎設施建設。巴西政府還計劃通過公私合營等形式，追加在交通運輸設施以及油氣管道等領域的投資。

　　巴西在推進結構改革進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包括：第一，通脹削弱企業競爭力，貨幣政策空間有限。第二，財政和經常賬戶雙赤字，約束了財政政策空間，資本外流壓力一直較大。第三，目前的結構性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屬于財政刺激政策，對于因社保體系龐大造成的稅負嚴重以及制造業萎縮、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等根本性問題，并無有效解決方案。

　　俄羅斯2014年經濟增長有較大不確定性，預計為1.3%，延續2013年以來的放緩勢頭。俄羅斯經濟最重要的結構性問題在于過于依賴油氣出口，這一出口占俄羅斯財政收入的一半以上。

　　普京總統提出了“新經濟”結構性改革計劃，重點是改變俄羅斯過度依賴初級產品出口，發展高效率和低能耗的創新型經濟，優先方向是發展制造業、復合材料等高科技產業，為俄羅斯經濟帶來新的增長點。

　　俄羅斯結構改革目前初見成效，油氣出口和油氣開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在2013年均略有下降，但俄羅斯的結構性改革面臨如下風險：第一，地緣政治風險不斷上升；第二：內需活力不足，盡管私人消費略有亮點，但投資走弱，影響進一步改革前景；第三，提高企業創新能力短期內較難實現，通過結構性改革提高俄羅斯的內生發展動力仍然任重道遠。

　　南非2014年的經濟增速預計為2.3%，較2013年稍有好轉，但經濟增長的風險仍較大。南非經濟放緩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結構性改革滯后。2012年，南非提出二次轉型計劃，即在政治轉型之后實施社會經濟轉型，通過加快土地改革和礦業改革，降低收入不平等，改善中低收入水平勞動力的就業，但該計劃遭到利益階層的否決。南非總統祖馬再度執政后，再度強調二次轉型計劃，該計劃能否推進，決定著南非的經濟增長前景。

　　（作者單位為中國社科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

　　版式設計：蔡華偉 

　　《 人民日報 》（ 2014年06月16日 23 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