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6月27日電 （鄭青亭）外交部發言人秦剛20日宣布，中國、印度、緬甸共同商定，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發表60周年紀念活動將于28日至29日在北京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出席28日舉行的紀念大會。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將出席29日舉行的紀念招待會。緬甸聯邦共和國總統吳登盛、印度共和國副總統安薩里將出席上述活動。

1954年，中國、印度和緬甸三國領導人共同倡導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60年來，“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僅成為中國奉行獨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基礎，而且也被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接受，成為規范國際關系的重要準則。

在新的國際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能否繼續成為國際關系的準則？中國將怎樣打造新歷史階段的安全政策？人民網記者就此采訪了上海社會科學院副院長黃仁偉和清華大學當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閻學通。

五項原則讓中國走出外交困境

五項原則最先是周恩來總理于1953年12月底在會見來訪的印度代表團時提出的。當時，中國政府代表團和印度政府代表團就中印兩國在中國西藏地方的關系問題在北京開始談判。31日下午，周恩來總理在中南海西花廳會見印方代表團，在談話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1954年4月29日，中印兩國發表談判公報，并簽署了《關于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的通商和交通協定》，兩國政府一致同意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列入公報和協定中，把它作為指導兩國關系的準則。同年6月底，周總理先后應邀訪問了印度和緬甸，分別與印度總理尼赫魯和緬甸總理吳努發表的《聯合聲明》都寫進了這些原則，并進一步確認它適用于同亞洲及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

“當時新中國剛剛建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只有十幾個國家，我們幾乎沒有外交。”回顧歷史，黃仁偉向人民網記者表示：“在外交空白的情況下，我們能夠與印度和緬甸達成共識并提出這一準則，是十分不易的。”

“當時，這個準則讓我們最大限度地團結了更多的國家。”閻學通指出，正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讓新中國擺脫了被孤立的狀態，讓很多國家改變了與我們的敵對立場。

如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已逐步為世界大多數國家所接受，不僅在各國大量的雙邊條約中得到體現，而且被許多國際多邊條約和國際文獻所確認。1970年25屆聯大通過的《關于各國依聯合國憲章建立友好關系及合作的國際法原則宣言》和1974年第6屆特別聯大《關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宣言》，都明確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包括在內。

中國是準則的倡導者和實踐者

中國在當時“零”外交下提出的倡議緣何能被廣泛接受？“靠的就是中國60年來的身體力行。”黃仁偉說“我們一直堅決反對任何違反五項原則的思維和行為。如果我們提出一項原則自己卻不做，或時而做時而不做，那這個原則就廢掉了，不可能成為如今公認的準則。”

在這一點上，中國不僅是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積極倡導者，也是堅定實踐者。在五項原則的基礎上，中國已通過友好協商與14個鄰國中的12個徹底解決了陸地邊界問題，與世界上150多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

在新形勢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對中國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還有何指導意義？黃仁偉表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會過時。“我們現在所說的和平發展道路、利益共同體、新安全觀，都是中國在崛起的新階段提出的新的國際關系思維和準則。提出之后能不能馬上讓所有的國家接受？大國會不會照辦？小國會不會跟著走？肯定不會。”他說，60年前的經驗證明，這不僅需要一個過程，還需要中國首先做到言行一致。

“因為很多國家都不相信，當一個國家強大起來之后還會平等待人，主張利益共享、共同安全。按照普遍規律，當一個國家強大到一定時候就會變成霸權，推行單邊安全和絕對安全。中國已經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正在成為一個超級大國，一舉一動都在受到世界關注。我們需要向世界解釋中國的和平發展路線，但更重要的是需要身體力行。”黃仁偉說。

中國的安全政策需要與時俱進

不久前，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亞信峰會上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亞洲安全觀。這是中國國家領導人在國際場合對亞洲安全問題做出的最系統、最全面、最深刻的闡述。外界評價，這一倡議將結束“安全形勢復雜多變的亞洲從未有全面安全合作機制”的歷史。但同時，也有評論認為，這可能會引發中國和美國以及鄰國在亞洲安全問題上的沖突。

“我們現在要解決的是，如何讓中國在民族復興過程中、在崛起的新歷史階段被國際社會接受？這比當年被別的國家接受并跟我們建交難度大得多。”閻學通認為，當年，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具體政策讓很多國家與中國建立了外交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這些國家會支持中國繼續強大。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是我們對外政策的基礎，需要延續，這是我們團結更多國家的基本方法。但在具體的時代，我們需要新的政策。如果具體的政策不發生調整和改變，實現不了我們新時代的目標。”

從與時俱進的角度看，閻學通認為，基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政策應該更多地向安全政策傾斜，更多地圍繞安全合作與其他國家展開討論，當然經濟合作也不應忽視。

和平發展道路復雜而曲折

“在崛起過程中，合理的利益可能受到壓制，合理的主權可能受到侵犯，合理的制度可能被顛覆。應該看到，中國在崛起中還是有很多不平衡和脆弱的地方。”黃仁偉打了一個比方說，“一輛高速行駛的汽車一旦出現不平衡，稍有外力就會翻掉。這就好比對方抓住我們脆弱的地方攻擊我們。一方面，我們需要找出這些不平衡點，另一方面，我們需要做好應對外力的準備。”

“第一，是不是要選擇對抗？有些是小國在大國支持下和你對抗，有些是大國故意讓你走上對抗的道路。這種對抗對你長遠發展有必要嗎？是不是所有和平解決問題的手段全用完了？事實證明，很多時候，我們其實是可以選擇多種手段綜合解決問題，不需要貿然走上軍事對抗的道路。”

“第二，如果對方真的要對抗，我們有沒有準備？如果我們的實力到達一定程度，跟對方力量平衡，甚至超過對方了，可能對抗也不會發生了。因此，我們需要防患于未然，積蓄實力，避免這樣事情的發生。”

“第三，如果對方堅持對抗，我們也準備好了，那么我們就應該讓世界看到，到底是誰要把事情推到極端。和平發展道路不是取決于中國一方，而是多方，只有大家都走這個道路，世界才能和平。”

綜上所述，黃仁偉認為，和平發展道路是一定要走的，但不是一帆風順的，而是曲折的。“有時候別人設了一個陷阱，你要做的就是避免跳進去。我們需要清醒地意識到，在競爭過程中發生一些問題是必然的。我們可以逐步解決、擺脫一些問題，不能解決的可以留待將來。如果對方一定要用最壞的態度對待我們，我們也應該有所準備。”

對待世界上對中國的質疑，黃仁偉說，中國也應該保持冷靜、客觀的態度。“有些時候，中國對發展過程中出現的新問題經驗不足。比如，中國對外投資數額不斷增大，怎么和這些國家分享利益？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但也帶來了污染等環境問題，甚至影響了外部環境。別的國家對此有顧慮和擔心也是正常的。”

“當出現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需要跟國際社會協商，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把事情一點一滴地做好，讓別人看到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大國。只有向著這個方向發展，中國才能贏得越來越多的國家的信任，在國際上樹立和平發展的大國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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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關系重要準則　中國實踐贏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