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鈴木啟久1954年7月筆供，他1890年生于日本福島縣，1934年到中國東北參加侵華戰爭，任步兵第28聯隊長輔佐，1945年4月任陸軍中將，第117師團長。同年8月31日在吉林被俘。

　　重要罪行有：

　　1934年6月前后，在錦州“殺害了2名中國農民”。

　　1935年3月上旬前后，援助高木大佐“于上板城附近燒掉了兩個共有300戶的村莊，并殺害了很多中國人民”。

　　1940年9月，在安徽宣城作戰中，對躲在屋內的約50名抗日軍人“以毒瓦斯將其全部慘殺了”。

　　1941年在安徽巢縣設置慰安所，并誘拐了20名“中國婦女及朝鮮婦女做為慰安婦”。

　　1941年11月，在河北棗強攻擊八路軍，“殺害了10人，并燒毀約有600戶兩個村莊，同時屠殺了100名中國農民”。1941年12月，“強制居于長城線附近2公里以內的”“居民遷移，使之成為無人區。”

　　1942年1月，在唐山一帶命令田浦大佐“掃蕩，燒毀了約有800戶的房屋，并屠殺了1千名中國的農民”。

　　1942年4月，在河北豐潤田官營“大力的虐殺了八路軍，在魯家峪攻擊洞穴時使用毒瓦斯慘殺了八路軍干部以下約一百人，”又將“逃至魯家峪附近村莊避難的235名中國農民用野蠻的辦法慘殺了（將其中的妊婦剖腹了），燒毀房屋約800戶，將往玉田送交的俘虜中殺害了5人，強奸婦女達百名之多”。

　　1942年7月，在豐潤將“民房燒毀了500戶，慘殺了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2年9—12月，為把遷安、遵化等地“變為無人地帶，即強制該區的居民全部遷移。”“在該地區燒毀的房屋達一萬戶以上，強迫搬走的人民達數萬以上，被慘殺者也甚多。”

　　1942年10月，“對灤縣潘家戴莊1280名的農民采取了槍殺、刺殺、斬殺及活埋等野蠻辦法進行了集體屠殺，并燒毀了全村800戶的房屋。”

　　1942年，命令日軍盤踞地區“皆設有慰安所，并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任慰安婦”。

　　1944年5月，在河南新鄉“向抗日軍游擊隊進行攻擊并將其殺害約10人，同時將戰場附近的村莊燒毀約300戶，殺害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7月，在河南封丘“殺害了約40名的抗日軍游擊隊，并在其附近燒毀了一個約有400戶的村莊，殺害了約100名的中國農民”。

　　1944年8月，向河南懷慶抗日軍隊“進行攻擊，并殺害約10人，將農民的房屋燒掉了約400戶，虐殺了約30名的中國人民”。

　　1944年11月，“我命令步兵部隊侵略林縣南部地區后，在撤出該地區之同時，由防疫給水班在三、四個村莊散布霍亂菌，因此后來我接到‘在林縣內有100名以上的中國人民患霍亂病，死亡人數也很多’的報告。”之后，又在長路縣某村“將該村約300戶的房屋燒毀，并將該村的660名中國農民以極野蠻的辦法虐殺了，即槍殺、刺殺、燒殺等極慘暴的方法” 。“另外，在此侵略中，我的部下又共殺害了30名俘虜。”

　　“我為了試驗以空氣注射殺人的方法，于1945年春在懷慶的師團野戰病院命令“進行試驗，即給予當時住院的1名中國偽縣警備隊員極高的代價進行了試驗”。

　　1945年春，在懷慶一村莊“將該村莊的農民殺害了約500人，將全村600戶房屋燒掉了”。

　　1945年春前后，將焦作“附近村莊燒毀了約400戶房屋，慘殺約100名中國農民”。

　　1945年，在“蟠居地區命令設立所謂慰安所，并引誘約60名的中國婦女和朝鮮婦女任慰安婦”。

　　1945年7月，中旬“在醴泉進行了侵略，慘殺了約40名中國人民”。

　　“在侵略中國期間”，“只我個人的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破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