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北京8月24日電 （鄭青亭、李警銳）“日本戰略走向與中日關系定位”國際學術研討會于8月24日在北京舉行。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長楊伯江就安倍政權對華政策做報告時指出，日本對華政策在安全上正在從牽制走向對抗，通過對“中國威脅論”等中國因素的工具性利用，意圖謀求包括軍事在內的完整主權。

“對于現在的安倍政權，也許可以用幾個‘最’來描述他在戰后日本政治戰略發展系譜上的一個位置。”楊伯江認為，首先是國家戰略目標定得最高，第二是政治報復、安全野心最強烈，第三是在歷史等認識問題上是最“右”，至少是在冷戰后20多年中；最后是在外交上對鄰國最強硬。

“安倍政權在戰略上對中國的重視程度達到了新的空前的高度。”楊伯江分析指出，從安倍政權的對外戰略棋盤上看，其對華政策占比是空前提升的，“其綁定中國、鎖定中國，或者是中國導向的色彩非常重”。從十年前日本追著中國滿世界找油，到近期日本成為中國外交的影子，楊伯江認為，這一特點是十分鮮明的。

安倍對華政策的基本特征是戰略兩面性：在經濟合作和市場需求方面尋求對華合作，但在政治和安全方面扼制中國、依賴美國。“被日本工具性利用的戰略因素有兩個，一是美國重返亞太，另外一個就是中國崛起。這兩大戰略因素被安倍政權從正反兩個方面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其中，通過時常鼓吹‘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因素的利用達到了最大限度，并涉及到當前內閣對美戰略上的考量。”

楊伯江認為，在美日同盟政策上，如果說2009年的民主黨鳩山內閣是“擁亞自重”，也就是提出來“東亞共同體”；安倍自民黨政權則是“抗華自重”，進而借助中國因素，追求有別于美國、獨立于美國的那部分安全利益。“也就是說，日本的安全利益、安全目標和美國有重要的重疊，但并不是百分之百完全重疊，它有別于美國、獨立于美國的那部分安全利益和安全目標。”

“日本對華政策在安全上正在從牽制走向對抗。”楊伯江指出，安倍的“地球儀外交”正是在為對華外交的戰略空間不斷積累籌碼，在這背后隱藏著更大的潛在戰略主題——借此推動日本所謂的“全面正常化”，即擁有包括軍事主權在內的完整主權。

如何看待安倍一再伸出的橄欖枝，也就是要和中國高層展開對話？“我想他的內心是虛實結合的。”楊伯江說，完全否定他的真誠也是不對的，因為他有恢復對中國市場出口的現實需要，而且這種需要是越來越迫切的，另外他還承受了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更不用說也有國內政治上的動因以及國際公關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