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得知受邀去日本交流時，我第一直覺曾猶豫過。因為此前有幾次赴日的經歷，而且日本近年來經濟停滯，社會靜態，幾乎沒有什么變化。再則，內心深處隱約感覺到日本對于中國的重要性在下降。對許多中國人而言，無論是情感定位，還是利益訴求，日本都已經很難算是大國。這些理由正在間接影響著我個人的“智庫外交”旨趣。

直到臨行前幾天，像往常那樣習慣性地做目的國的功課時，我才發現了有意思的現象。根據“中日關系輿論調查”，從2007年以來，對日本國家印象不好的中國人比例從不到4成增長到接近9成。吊詭的是，與此同時，赴日本旅游的中國人卻在飛速增長。

根據日本國家旅游局的數據，2014年中國赴日本旅行總人數達到220萬人左右，比去年增加了82%，而2015年更是達到了500萬左右，翻了一番多。更重要的是，去年訪問日本的外國游客為1973萬人次，消費約人民幣1953億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其中中國大陸游客貢獻了將近一半的消費額。日本已成為中國目前海外旅行熱潮的主要目的地國家。

中國國內無數網絡輿論在抨擊中國游客的“沒有骨氣”或者“賤”；經濟學家們則批判國內供給太差，導致國人去日本購物；社會學者則從Ｎ個角度描述著日本的風物之美。但是，仍然沒有理論或者分析報告能夠讓人信服地剖析中國游客為何一無返顧地沖向日本，并且在那里撒下了全世界各國平均消費最高額度的根本原因。

《三聯生活周刊》近期做了一個專題，叫“日本風物記”，里面用幾十頁的篇幅講述：中國以大為美，大山大水，大開大合，大團圓，日本以小為美，小山，小花，小臉，小雀兒，還有小確幸。而后者以細節為美，可能正是吸引“大國國民”中國人源源不斷赴日本旅游的一個重大心理原因。

“這些‘小’有時會讓中國人變得憐愛感爆棚，自己似乎被日本無窮盡地吸引住了。”一位迷上東野圭吾的朋友告訴我。她說，看著日本作家那些細膩到血液與骨髓里的文字，讓人的確有種“小確幸”感。

這個近兩年來紅起來的“小確幸”一詞，最早出現在村上春樹的小說中，指的是微小而確實的幸福。村上春樹在1986年隨筆集《朗格漢島的午后》中描述：“我很喜歡白色的內衣，從頭上套下聞到撲鼻的全新純棉白色內衣的感覺，也是小確幸”。他還在一處這樣描述“小確幸”，“像是耐著性子激烈運動之后喝冰涼涼的啤酒的感覺”，“嗯，對了！就是這一味！”

作為一個對文字有一些偏好的中國漢子，我不得不說，類似這種寫法和情感察覺，中國男人是很難有的。

從這個角度看，我漸漸告訴自己要從另一個新角度去觀察日本。

中國著名的日文翻譯家唐月梅教授曾這樣描述：“日本人的生息的世界非常狹小，幾乎沒有大陸國家那種宏大嚴峻的自然景觀，只接觸到小規模的景物，并處在溫和的自然環境之中，由此養成了日本人的纖細的感覺和纖細的感情。”但在日本明治時期的教育家內村鑒三看來，“（日本）人們盤踞在蝸牛大的國土上，沉溺于瑣細的事物之中。”因為“日本人的天下不過是遠東的一串島嶼。”

的確，日本國土37.8萬多平方公里，約中國的1/30。而且，日本只有五分之一不到的土地適合農業和居住，更多的是山，但日本卻有1億多人口。這種擁擠感恐怕只有讓現在的臺灣、海南再增加4-5倍的人口才能體會。每次在東京，我都能體會能體驗到空間的壓抑與窒息，設想一下如果上海再多3倍人口，會是怎么樣的！

經歷過五年前“311”海嘯地震的一位日本朋友說，那年，真的有絕望感，真的想要到大陸地去生活，島嶼實在太不安全了。對此，100多年前，在日本近代文學史上被稱為“國民大作家”夏目漱石曾這樣自憐道：“（日本人）我們生逢這自由、獨立、充滿自信的現代社會，卻不得不去忍受孤獨之痛苦。”

作為智庫學者，我并不想過于贅述日本人這些在文學層面的痛苦感，而是想借此提醒中國人，當中國在過去五年的GDP總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超過日本，并成為后者的兩倍有余，且還會不可阻擋地呈現三倍、四倍甚至更多的趨勢時，在我們眼里應該被發現日本“小國”的某些優點與長處，卻也被不知不覺地錯過了。

尤其是，當我們恍然發現，日本其實只有中小國的“命”（如它的國土面積排在全球第62位，人口排在全球第11位），卻曾經干出過世界第二經濟體的事業，且現在長期保持著全球經濟、技術領先與靠前位置的能力。中國人應該擁有敬重日本人的雅量，千萬不要因為仍然存在著對日本不正視歷史的憎惡感，而迷住了我們發現“對手”優勢的眼睛。

在我看來，除了技術創新、社會文明外，日本至少有兩個特點，中國本應重點研究，卻很少在輿論中得到重視的：

一是“一黨優位”的日本政治體制的秘密，中國人還沒有準確琢磨出來。二戰后，日本自民黨單獨執政和聯合執政算起來，已經超過半個世紀，這也算得上當代世界各國的政治史上的一個不大不小的傳奇。畢竟，這是在權力開放和競爭性選舉的條件下，通過一次次“選戰”，才得以蟬聯執政、一黨長期獨大的。

無論這種長期保持執政地位的背后，是多么令人詬病的政、官和財“鐵三角”，或是金權政治、派系斗爭。但中國人不得不承認，這種特殊體制一度讓日本獲取國際資源和強大治國理政的能力。尤其是1960年代，池田勇人推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開啟了日本戰后經濟發展的“黃金期”。當時日本連續創造了19年國民經濟超過兩位數增長的奇跡，1960年更是創紀錄了實現了21.4%的增長奇效，這份成績單遠比1990年代以來的中國要更優異。中國人需要思考，到底是什么力量，令日本人能夠設計出靈活與精巧，讓日本作為一個后起資本主義國家的快速崛起和發展，并在二戰實現民族的二次復興的？這是一個巨大的政治理論議題。

二是“保守服從”的日本大眾心理的塑造，對中國社會來講也仍是一種困惑。日本大眾普遍具有明顯的秩序意識和從眾傾向。一般日本人比較尊重權威，尤其是在這種大眾心理下形成較為均質的社會結構。在1970年代，日本認為自己屬于中流階層的家庭高達90%，這就是所謂“一億總中流”的說法。當然，20年后，這個比例變成了40%，有一本書叫《下流社會》日本暢銷書描述了日本的衰敗。但曾經的日本民權化的經濟政策與社會發展，仍然是一個無法繞開的議題。

在上一本專著《大國的幻像》中，我曾專門討論過“日本是中國崛起的試金石”，其中一層意思是中國崛起，如果日本都沒有研究透，那么，恐怕中國崛起總感覺差那么一層意思。而在近新出版的專著《美國的困惑：一位智庫學者調研美國的手記》中，我反復強調，美國模式不是中國能學的，那么，日本的模式能夠借鑒的是否更多呢？

（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近著有《美國的困惑：一位智庫學者調研美國的手記》剛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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