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網5月20日電 “中國城市政府能力發展論壇”暨《城市政府能力藍皮書（2016)》發布會19日在廣州召開。藍皮書指出，華東地區城市政府需求識別能力保持較高水平；但整體來看，城市政府的需求識別還存在透明度低，渠道不便利，回應性不足的問題。

《城市政府能力藍皮書：中國城市政府公共服務能力評估報告（2016）》是中山大學城市治理與公共服務學科團隊繼2013年《城市政府能力藍皮書》之后，對中國城市政府公共服務能力進行第二次評估的最新成果。

此次評估通過統計資料分析、問卷調查和神秘顧客扮演等調查方法，尤其強調市民視角，分別對19個副省級以上城市的需求識別能力、服務供給能力和學習成長能力進行了測評和比較，分析了目前城市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并對中國城市治理轉型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在此基礎上形成更多共識，推進城市決策過程優化，提高城市管理質量，達成城市善治。

城市公共服務能力排名出爐 

杭州、南京、北京位列前三

藍皮書指出，基于2014-2015年的調查評估結果，19個副省級以上城市的政府能力的總排名以及需求識別能力、服務供給能力和學習成長能力三大維度的排名如下。

城市政府能力總排名，從高到低依次為杭州、南京、北京、廣州、深圳、大連、青島、上海、武漢、沈陽、濟南、廈門、寧波、西安、哈爾濱、天津、長春、成都、重慶。

從地域分布來看，東部城市排名較為靠前。杭州、南京、北京、廣州、深圳排名前五。從行政區劃來看，四個直轄市的表現差距較大。北京、廣州躋身前五，上海位居第八，而重慶居末位。此外，從各城市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人均GDP與城市公共服務能力有較強的相關關系。

城市高投入未帶來滿足感

市民對服務供給不“領情”

許多城市政府的公共服務供給的客觀評價和主觀評價之間并不一致。許多在客觀指標上排名靠前的城市，其主觀評價較低。例如，武漢、深圳、上海這3個城市在客觀指標的表現上十分出色，但其主觀評價分別為第16名、第15名和第11名，這些都極大地導致了主觀指標和客觀指標之間的弱相關性。

這說明，一方面，實力雄厚的公共服務供給并不必然帶來同等程度的正面反饋，即市民對服務供給并不“領情”，或者，這些供給并沒有使得市民感受到公共服務供給帶來的滿足感，因此，生活在該城市當中的市民對高投入的服務供給評價較低；另一方面，在一些客觀指標落后、主觀評價卻較高的城市，如廈門、青島、寧波、成都等，這些城市考慮到服務投入的物有所值原則，即真正了解市民的需求所在，準確投放供給資源。

藍皮書指出，城市政府應該是一個市民需求導向的政府，城市政府應具備與市民溝通的誠意、方法和能力。報告顯示出許多城市政府的需求識別對其服務供給產生影響，但是許多城市政府的問題仍在于缺乏與市民溝通。在服務供給能力方面，許多城市政府的服務供給是單一向度，自上而下，而非在與市民互動基礎上的供給；在需求識別上方面，許多城市政府仍然缺乏與市民溝通的多元渠道；在學習成長能力方面，許多城市政府并沒有進行提升識別需求和服務供給能力的訓練和學習。

此外，許多城市政府依然沒有重視市民的來訪意愿，例如，本報告在調研期間，向19個城市的市政府辦公室郵寄問卷，請求填寫政府部門問卷，但最終只有杭州、青島和天津三個城市有反饋。這些細節都顯示出許多城市政府在市民的需求溝通上，仍呈現漠視態度和信息封閉。從市民的視角來看，城市的公共服務能力依然薄弱。

從“在城市的”治理

到“屬于城市的”治理

藍皮書指出，要實現從“在城市的”治理到“屬于城市的”治理的轉型，需要構建一種新的治理模式。這個新治理的特征一是“讓城市回歸社會”，二是“讓治理回歸權利”。要完成這個轉型，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努力：

第一，必須要建立基于個體體驗和家庭友好的政策設計，教育、住房、養老、醫療政策必須回歸到公共服務的本位。生活與閑暇必須成為城市重大公共議題，并成為城市決策和城市規劃的重要理念，一個國家好的制度設計必須真正回應公民個體的生命體驗。即城市政府的服務供給回應市民的真實需求。

第二，面向弱者的城市規劃。城市和鄉村相比，城市是強者的天然聚集地，城市規劃可能是規劃師的職業，但是對于研究政府的人來說，城市規劃實際上是政府的政策咨詢工具。這種政策工具，要有責任去保護弱勢者在規劃中不受傷害。

第三，必須要建造一個可以對話的城市。對話是城市治理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詞，這是需求識別部分的核心之處，也是持續發展部分的重要起點。這里的對話不僅僅是人和人的對話，也指人和物的對話，物與物的對話。人與人的對話表明公共決策過程更加透明，這種對話包括城市和規劃師，還包括規劃師和市民的對話。（李警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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