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 日—14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完成第九次訪華行程。至此，她已經成為西方大國中出訪中國次數最多的領導人。此訪不同以往，是以中國科學院大學為首站，并第一次訪問沈陽。這種安排，何種深意？

中德關系的全球秩序意蘊

自中德政府2013年換屆以來，兩國相互往來的頻率大大加強，雙方關系愈發密切。2013年5月，李克強總理在首次出訪亞歐四國時，便將德國作為唯一一個歐盟成員國納入訪問之列。同年9月，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俄羅斯圣彼得堡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期間，特別會晤了同來參會的默克爾總理。2014年３月底，習近平主席又接受德國總統高克、總理默克爾的邀請，前往德國進行國事訪問，并與默克爾一起宣布將中德關系提升為“全方位戰略伙伴關系”。2014年7月初，默克爾第七次赴中國訪問。同年10月，李克強總理回訪德國并參加了在柏林舉行的第三輪中德政府磋商。2015年是“中德合作創新年”，10月底，默克爾第八次訪華并重點討論了“德國工業4.0”和“中國制造2025”的對接問題。時隔不到一年，6月12日-14日，默克爾再度訪華，并進行第四輪中德政府磋商，產業創新仍然是主要議題。截止到2015年，根據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公布的數據，在2015年外國對德投資排名榜上，中國連續排名第一，在德投資項目達260個。超過排在第二名的美國8個。另一方面，德國也是中國在歐盟內部第一大貿易伙伴，雙邊貿易額超過英、法、意與中國貿易額的總和，在2015年更是達到了1567.8億美元。中德雙邊關系已然邁上了一個新臺階。

中德合作的深入，在當今時代，有著探索全球經濟秩序未來發展方向的重大意義。

從德國來看，二戰后的歐洲一體化進程，帶來了合作發展的新范式，即不是基于民族國家，而是在歐盟這樣的“超國家結構”下，通過基礎設施互聯互通、貿易暢通，進而民心相通，實現經濟網絡的整合。通過歐洲一體化進程，德國取得了戰后的經濟成就。然而德國有今天的經濟成就，并不意味著歐盟就是德國發展方向的答案。

如今歐洲的基本態勢是，英、法、意、西等國已經是嚴重的“去工業化”國家，并且不可修復，這實際上意味著它們相當程度要“靠德國養著”。而德國沒有發生“去工業化”，本身卻也不見得全是自身追求的結果，而是有著某種秩序結構刻意安排的因素。有說服力的例子是，在象征世界民用工業最高成就的產品——噴氣式客機發動機領域，德國MTU公司擁有著最先進的生產噴氣式發動機各核心部件的技術，但卻沒有整機產品，MTU只能向美國或英國的廠商提供核心部件用于生產發動機整機。這可以說明在“跨大西洋體系”中，德國的自主性受到制度化限制。

從地緣政治上來看，海權國家的地緣政治學中心議題就是分割開德國與東方國家間合作的路線。烏克蘭危機就發生在地緣政治學說創始人麥金德所說的“誰控制了東歐，誰就控制了大陸腹地”的東歐版塊，而麥金德的學生、美國戰略界的教父級專家布熱津斯基則在《大棋局》中把烏克蘭稱為全球五大地緣戰略關鍵點之一。

而從中國來看，當前全球經濟格局發展變化的大趨勢是：全球人口稠密同時工業發達的兩大核心區域——東亞和德國為核心的歐洲中部都在向歐亞大陸腹部轉移產能。隨著中國“西部大開發”和城鎮化進程，產業布局正在向西部擴展；在歐洲一側，隨著德國向東部和東歐地區轉移產能，產業正在向東擴展。簡單來說這個圖景就是歐亞大陸從兩側到中心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過程。而這個圖景外側的區域，即大西洋沿岸區域和環太平洋區域，工業發展趨勢則是移出。

隨著中國高速鐵路技術的成熟，24小時貫穿歐亞大陸的旅程已經從技術上成為可能。一個歐亞大陸大崛起的時代必將來臨。從歐亞大陸的大格局來看，中、俄、德必將是三個中心。

用創新合作探索人類發展的百年大計

當今世界，已進入全球價值鏈時代。生產鏈條的分工是全球性的，因此，要實現創新驅動發展，也需要在全球尋找合作伙伴。關系的問題是，找誰？對德國來說，以工業和實體經濟立國，意味著只能找中國。

2008年金融危機暴發后，“跨大西洋體系”——海權國家美、英主導的體系，暴露出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缺陷。從這幾年的舉動來看，德國與美國、英國的關系已越走越遠：

德國宣布計劃從美聯儲撤回黃金儲備。這是一件震驚全球金融體系的大事。二戰后，各國黃金存放在美聯儲是作為全球經濟秩序基礎架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能夠運行的前提。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基本安排是：美元與黃金掛鉤，其他貨幣與美元掛鉤。這樣美元才能成為世界貨幣。而美元與黃金掛鉤則需要黃金存在美聯儲。盡管美元與黃金掛鉤在1973年終結，但美元仍是世界貨幣，并且從歐洲的法律以及歐洲的央行體系擁有的黃金數量來看，黃金仍是歐元的基礎。德國計劃從美聯儲撤回黃金儲備，無疑意味著打算退出以美元作為世界貨幣的制度安排。德國這樣做的原因在于跨大西洋體系暴露出的結構性矛盾。

再加之美國長年監聽默克爾電話事實被曝光，以及英國堅決反對德國主導的歐洲財政一體化進程，為此威脅退出歐盟，更堅定地說明了德國的未來不在大西洋。

德國為了拯救歐洲的經濟危機，提出了完整的路線圖，并異常堅決地推進貫徹落實。其中，拯救歐洲經濟危機的“總綱領”是2011年12月歐盟首腦峰會出臺的《歐盟元首聲明》，其核心要點在于歐元區各國要把建立統一財政上升到法律高度。此后2012年12月的歐盟首腦峰會則出臺了建立統一財政的路線圖。其“三步走”的總路線圖是第一步建立統一的銀行業監管體系，第二步建立統一預算體系，第三步是建立“歐羅巴合眾國”框架。而當前正在推進落實的是建立統一的銀行業監管體系，又分為具體的小“三步走”：第一步，賦予歐洲央行對歐元區所有銀行的監管權，使歐洲央行具有完整的監管職能；第二步，建立一個破產清算保護基金；第三步，建立統一的存款保險機制。在整個路線圖中，德國都是主要的“出錢者”，可見德國為歐洲事務付出的努力。

然而，歐債危機的持續惡化、英國脫歐公投可能導致的歐洲政治經濟連鎖反應、復雜原因產生的難民問題對歐洲社會的深層次沖擊都會使德國的歐洲統一計劃甚至歐盟存在本身面臨崩潰，所以德國的“后院”歐洲不能說是德國的長遠發展大計。長遠來看，籌劃百年大計，西歐、北美都將是持續衰落區域，難有未來發展可言。

“德國工業4.0”和“中國制造2025”對接

德國雖然有從銀行業聯盟起步通往“歐羅巴合眾國”的宏圖，但作為工業立國的國度，其工業的發展藍圖重心卻在與中國分工的合作計劃。德國政府在2013年正式提出“工業4.0”的概念，默克爾在2013漢諾威工業博覽會上說，未來智能工廠能夠自行運轉，零件與機器可以相互交流，這令跨行業合作成為必然。她指出，能否通過與時俱進的信息和交流技術，在傳統的工業領域中繼續保持領頭人地位，這是德國工業能否擁有未來的關鍵。而在2015年，基于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的現實需要，中國也提出“中國制造2025”。很快在2015年10月底，默克爾第八次訪華的時候，中德雙方宣布“德國工業4.0”和“中國制造2025”對接，拓展戰略性新型產業合作。從雙方對中德經貿關系的表述來看，提到的是全球化背景下已從原有的“互補型”逐漸轉向“互融型”。

第九次訪華，默克爾帶來了德國政商界的很多精英，為的就是與中國的深度經濟合作。選擇中國科學院大學作為首站，是對于中德科技合作交流的重視，另一方面，與去年訪問的成都的意義類似，參訪歐亞大陸橋另一端的工業重鎮沈陽，是默克爾發展陸權而非海權的又一次宣示。

12日，物理學博士默克爾在中國科學院大學接受了南京大學授予的名譽博士學位，她說“非常高興聽到馬普學會、弗朗恩霍夫學會、亥姆霍茲聯合會等德國著名的科研機構，跟中科院和中國科學院大學有著非常密切的關系，這是中德雙方全方位戰略合作關系的組成部分”。

自上世紀70年代與德國馬普學會開始合作以來，中國科學院和德國科研機構在許多科教領域都展開了深入和廣泛的合作，同時也和一大批德國企業，比如拜耳、西門子建立了良好的合作關系。而中國科學院大學也每年向德國各大學和科研機構輸送近百名留學生進行學習深造，學生們的勤奮努力也得到了德方的一致認可。

14日，默克爾首次造訪沈陽，參觀沈陽故宮和工業博物館以及華晨寶馬的工廠。沈陽是中國乃至東北亞地區最大的工業城市,而以重工業為主的經濟模式面臨重重轉型壓力。默克爾獲悉中國正在推進結構性改革，評價道“這非常重要，也非常需要勇氣”并表示中國的結構性改革可以借鑒同樣是德國工業重地北威州轉型的經驗，德國愿意參與到中國的經濟轉型之中。實際上，中德在沈陽的合作已經開始了：中德裝備園的德資企業已經達到144個，而華晨寶馬已經生產了超過130萬輛寶馬車。

中德在沈陽的合作對于雙方都是大有裨益的，一方面可以切實的落實“德國工業4.0”與“中國制造2025”的對接，幫助諸如沈陽等東北老工業重鎮的轉型。另一方面，2015年3月，沈陽已經開通了經滿洲里口岸到達俄羅斯和歐洲的新中歐專列，開辟了歐亞大陸強東北地區的貨物運輸新通道。同時沈陽也擁有東北地區最大的國際機場以及唯一的直航歐洲的航線（法蘭克福）。與西南的成都一樣，沈陽也成為了中歐經貿聯系在東北的高地。而連續布局歐亞大陸橋的端點城市（成都、沈陽），再一次顯示了她發展陸權的決心，同樣也表明了德國與中國的合作是長期的、是會不斷深化的。

在金融方面，中德也早有布局。自2013年3月法蘭克福建立人民幣清算機制的諒解備忘錄簽訂之后，中德之間已經可以使用人民幣進行跨境結算，這是對于全球“去美元化”是一件里程碑意義的大事。

就目前的中德關系來說，中德從金融、科技到普通貿易領域都有了極大的進展，而且甚至在戰略哲學方面都有著微妙的契合點。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中德在各個層面上合作方式的可能。

作為世界最有哲學智慧傳統的兩個國家，中德之間的深層次合作是可能塑造人類文明未來千年進程的長遠大計。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宏觀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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