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中國終于要以主席國的身份主辦G20峰會，我認為我們面臨三大挑戰：如何實現世界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如何實現G20的轉型，如何實現全球治理的改革。這當然也是中國深入參與和引領全球治理的歷史性的挑戰和機遇，這里有三個方面的問題。

G20為什么需要中國參與

進入新世紀，國際體系發生歷史性轉折。在全球經濟治理方面，過去由西方來治理這個世界，向東西方共同治理世界轉變。東西方共同治理的特征就是中國力量上升，特別是作為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它對國際體系和世界格局的演變產生歷史性的影響。當然，西方發達國家占世界經濟G20的總量比例不斷的下降，G7只有40%多，所以世界需要一個更加平衡，反映國際政治經濟力量變化的全球治理平臺。

在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泡沫破滅引發金融危機，暴露了長期被掩蓋的問題，就是美國和西方主導提倡的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和所謂的10條華盛頓共識都被歷史證明不太管用，而且禍害了不少國家。各國都在思考一個問題，下一步怎么辦，世界經濟合作究竟要走什么樣的道路？

西方國家想到需要有個平臺磋商，最終遏制金融危機蔓延。它們與中國磋商時想到了G20。為什么是G20？因為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力量在G20中相對平衡，而且G20有財政部長、央行行長磋商的機制，本身也沒有西方那套理論的歷史包袱。

G20要成為協調全球經濟事務的首要平臺和東西方共同治理的新的國際模式，至少有兩點：首先，G20是西方工業革命幾百年以來第一個由美國為主的西方發達國家或者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的發展中國家可以平等磋商，共同協調全還經濟治理的國際機制;其次，G20既是一個危機應急機制，同時又是一個全球治理長期性的一個機制。當然現在需要轉型，怎么從救火隊變成一個指導委員會性質的組織，因為國際秩序也在轉型。

全球主要大國和主要經濟體在G20內部互動，G20在國際政治經濟中地位上升。這兩者疊加會影響新的世界經濟和秩序的形成，因此世界需要G20。

2008年西方賴以支撐的理論被打破了。而中國改革開放在國內治理的成功經驗，發展模式、制度的保證很有吸引力的，是一個可以供新興經濟體選擇的發展模式。特別是中國最近提出來的新的發展理念，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更加凸現了中國在這方面的智慧。

G20前三次峰會，華盛頓、倫敦、匹茲堡三次峰會，應對金融危機，中國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華盛頓峰會召開前夕，中國推出了4萬億人民幣的財政刺激措施，由此中國帶動了G20成員先后推出了一系列財政刺激措施，提振了市場的情形，遏制了金融危機的蔓延。

又比如，2009年4月初，倫敦峰會面臨的主要問題是IMF的救助基金太少，當時還有三千多億美元。G20成員包括英國、美國等都想擴大，目標增加到5000億美元。大家當時都沒錢，因此第一個想到的就是中國，所以英國就找到中國讓帶個頭，英國首相差不多每天都跟我們總理打電話。中國從世界經濟的角度出發，從中國跟世界的關系出發，中國的擔當出發，承諾出資500億美元，占了總額的十分之一。中國帶了頭以后，倫敦峰會很快就形成了1.1萬億美元的救助盤，又一次穩定了世界經濟的信心。

G20有三個問題要克服

首先是協調的問題，其次是執行力的問題，最后是領導能力的問題。從背景來說，G20的轉型和改革全球治理體系都涉及國際制度性的改革，就是要觸動全球化利益分配，這就要動很多國家的奶酪，并不容易。G20之所以存在執行能力、協調能力、領導能力方面的缺陷，它的根本原因有三個。

一是全球經濟治理存在嚴重缺陷，這個缺陷叫治理赤字和治理碎片化。它和經濟全球化，不斷擴大的相互依存是一個根本性的矛盾。一方面經濟相互依存，另一方面全球治理又存在嚴重的缺陷。

二是全球治理主導權失衡，因為西方過去長期保持話語權、決策權，議題設置、規則制定這方面的優勢。過去都是G7把持，到2003年開始才出現所謂的G8+5，就是加了5個發展中國家，而且只是名義協商，并沒有真正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決策。在全球經濟力量、政治力量發生改變的時候，全球治理的主導權怎么分配就是個大問題。當然西方不太愿意讓渡主導權。就像美國推TPP，奧巴馬總統每次都講不想讓中國參與國際規則的制定。他說得很直白。

三是隨著貧富差距擴大，全球化負面效應積累，許多國家，特別是一些主要國家，反全球化思潮、民粹主義思想在上升。美國大選，英國退歐，歐盟現在遭受一系列的危機，全球化現在遭受反全球化力量的沖擊很大，而且這些力量不僅僅是思潮問題，都已經體現在各國的左右翼政黨方面，正在改變這些國家的政治生態，最后也會改變社會秩序。

因此，G20協調很難，G20說是二十國集團，實際上有三十多個國家參與。從中國接任主席國到9月4日、5日開會，中國組、協調人、專業領域，要開六十多次會議，這還不算雙邊國家協調。會議協調成本很高。

除此之外，還要協調G20和聯合國系統的關系和外圍組織的關系。現在有智庫、婦女、勞工、青年、商業等等，參加的成員多樣，利益訴求也多元化，一個好處就是增強了G20的合法性，增強了G20法理上的地位，因為它比較廣泛，但是協調確實很難。現在有很多中小國家認為，G20并不能代表聯合國，G20的決定為什么能代表國際社會呢？就因為GDP大，人口多，就能代表國際社會了？這就是問題。

協調難還表現在G20所涉及的領域很廣，比如貿易投資，財政貨幣政策，經濟結構改革都涉及。但工作組一個一個開，你要再把它協調形成統一的政策建議很難。

執行能力難，執行能力不足，大家都已經很有體會了，在應對危機的頭兩年，因為大家都感到這個世界要垮臺了，經濟體系要垮臺，貨幣體系要垮臺，所以大家同舟共濟，G20的決定都能夠執行，號召力很強。后來危機慢慢消退，問題出來了，沒有執行力，因為G20本身只是一個論壇，論壇就是領導人做一個很好的聲明，但是落實比較難，你又沒有秘書處，又沒有聯合國規定有執行的權力。

領導力不足表現在G20現在內部的分化。G20現在內部有三個小的組合。有G7，還有金磚國家，剩下來的中等國家，由5個國家墨西哥、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韓國、澳大利亞出面，叫MITKA，自稱為中等強國。在G20內部協調很難，所以領導力自身也有問題。

還有現在地緣政治矛盾在加深，大國合作意識減弱，大國競爭意識在加強。國際經濟的合作基礎是大國的共識，沒有大國的共識和合作，談不上其它方面的合作。所以，這次我們需要克服的挑戰一些問題。

中國如何貢獻中國智慧與方案

中國已經進入世界體系的核心，今年又辦峰會，世界對中國的峰會有三個期待：

第一，期待中國能夠推動G20帶領世界經濟走出長期低迷。現在世界經濟情況越來越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都把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不斷調低。因此，他們期待中國做一點事，除了把自己經濟搞好以外，能夠給大家出主意。

第二，在G20轉型方面有實質性行動，讓它真正成為全球治理的首要平臺，而且有比較強的決策和咨詢能力。

第三，希望G20能夠繼續推動全球治理改革，有三大期待，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們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更加公平、公正、合理，為中國發展和世界和平創造有利條件。

對中國來說，今年主辦峰會，能不能從我們已有的思想方案著手，發揮應該發揮得領導作用。比如，首先我們要著眼于這個峰會的主題，就是世界經濟的強勁、包容、可持續發展等等，就是怎么樣能夠促進世界經濟的增長。這方面首先要解決的是主要經濟體的宏觀經濟政策、金融政策的協調。現在主要經濟體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互相踩腳。G20能不能解決協調問題，能不能讓財政部長、央行行長的機制真正發揮作用，起到監督協調的作用，主要經濟體在制定本國的經濟金融政策時，要考慮它的溢出效應。比如美聯儲的政策要不要跟大家通個氣。具體政策要重視就業和增長的關系，特別是青年的就業。增長、就業、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它的核心是經濟增長，關鍵是就業，最后是實現最終的發展目標。聯合國制訂了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到2030年要完成。我覺得中國已經在做了，G20成員在這方面要帶頭。

G20轉型方面還要腳踏實地，我們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推動G20：第一，設立秘書處;第二，要縮小議題的范圍;第三，提高工作組研究小組效率和相互協調問題;第四，加強領導的核心。現在有三駕馬車的機制，有學者提出要成立五駕馬車，就是要有一個常設核心機制。另外還要專門有一個危機應對小組，不要影響G20所做的主要工作和主要方向。

全球治理改革也是個難題，中國確實要身體力行去推動。可以考慮：第一，把IMF的貨幣基金改革進一步深化，SDR特別提款的使用范圍擴大，成為真正國際上流通的儲備貨幣;第二，建立大宗商品價格穩定的機制。大宗商品價格的巨幅波動，對依賴資源出口的國家影響很大，長遠看對世界經濟不利;第三，能克服全球治理碎片化，把已有自貿區協定、各種各樣的區域合作協議適當整合。

現在世界上有450多個自貿區的協定，美國現在又在推動TPP、TTIP，東盟、中國和其它國家在推RCEP，全球化時代還是要有一些全球都能接受的規則。當然我們希望WTO多邊談判的議程能夠取得進展，現在當然比較困難。

今年G20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問題就是發展意識。聯合國已經把發展問題提到一個很高的高度，中國也是一個倡導全球化利益共享的國家。如果沒有發展中國家整體的發展，世界經濟發展不可持續，全球治理也是空談，所以我們要聚焦，要花多力氣來解決發展問題。(本文根據國僑辦原副主任、外交部原副部長、中國G20協調員何亞非在人大重陽“G20與中國”國際研討會暨G20研究系列智庫專著發布會上的演講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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