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國際金融架構一直是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重要議題。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后順勢而為，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與各方攜手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經過近一年的密集溝通和討論，2016年7月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后，G20已形成了《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的G20議程》，圍繞擴大SDR的使用、增強全球金融安全網、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份額和治理改革、完善主權債重組機制和改進對資本流動的監測與管理等五個方面提出了一系列建議，爭取在杭州峰會上為G20完善國際金融架構貢獻出“中國方案”。

主動有為，重啟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凸顯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和完善全球金融架構的必要性。人民銀行周小川行長在G20倫敦峰會前夕刊發了《關于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思考》的文章，建議改革和完善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強調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SDR）的作用，激發了國際社會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熱烈討論。此后，G20持續推進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取得了多項進展，包括成功實現2009年及2012年兩輪IMF補充資源，完成總額為2500億美元的SDR分配，增強了危機救助能力；成功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0年份額和治理改革，大幅提高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發言權和代表性等。

2011年法國擔任G20主席國后，將國際貨幣體系改革作為主推議題，并設立后來被稱為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的工作機制。當年3月，中國與法國在南京聯合舉辦了“G20國際貨幣體系研討會”，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專程赴南京參會。但是，2011年下半年歐債危機爆發后，國際社會的注意力聚焦于應對危機，關于國際金融架構的討論被沖淡。此后，由于IMF 2010年份額和治理結構改革遲遲無法落實，加之缺少有分量的大國推動，G20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也在2014年中斷了。

2015年以來，伴隨著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的進程，中國與各主要大國就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問題進行了深入溝通，各國普遍期待中國在這一重要議題上繼續發揮領導力。去年習近平主席訪美期間，中美兩國領導人專門就國際貨幣體系的改革和發展達成多項重要共識，強調國際金融架構正不斷演進以應對在規模、范圍和多樣性方面都在發生變化的挑戰，美國歡迎中方在國際金融架構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以應對全球經濟挑戰。與此同時，主要儲備貨幣國家貨幣政策出現分化、全球出現了資本流動和匯率的劇烈波動，G20各國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也有強烈的意愿加強對國際金融架構問題的討論，推動必要的改革。中國審時度勢、主動謀劃，將完善國際金融架構作為今年G20的重點議題，在G20各國的支持下重啟了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

工作組重啟后，順應法國延續2011年南京研討會機制的熱切期待，人民銀行與法國財政部于2016年3月在巴黎聯合舉辦了第二次G20國際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又名“從南京到巴黎：國際金融架構高級別研討會”，周小川行長在會上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對國際金融架構工作組主要議題的考慮和設想，與會各方進行了熱烈和富有成效的討論，為G20此后的討論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多措并舉，擴大SDR的使用

SDR是IMF于1969年創設的一種補充性儲備資產，旨在緩解依賴單一主權貨幣的內在風險。然而由于分配機制和使用范圍上的限制，SDR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發揮。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再次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的內在缺陷，也引發了國際社會對于增強SDR作用的積極討論，戛納峰會對增強SDR貨幣籃子的代表性提出了具體要求。

隨著中國金融部門的不斷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快速發展，人民幣于2015年11月30日成功加入SDR貨幣籃子，這既是國際社會對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的權威認可，也增加了SDR的代表性和吸引力。中國擔任G20主席國后，與G20各方一道積極推動擴大SDR的使用。

由于SDR貨幣籃子比單一貨幣更為穩定，可以減輕匯率波動的影響，以SDR作為報告貨幣將使資產價值等統計數據更為客觀。事實上，很多國際金融機構已經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因此，中國與G20各國積極探討以SDR作為報告貨幣的益處。配合4月中旬華盛頓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率先于2016年4月初同時以美元和SDR發布了外匯儲備數據，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配合7月份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又于2016年6月底發布了以美元和SDR作為報告貨幣的國際收支和國際投資頭寸數據，取得積極反響。

SDR債券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曾一度興起，但受多種因素影響未能得到持續發展。由于SDR債券可以降低匯率和利率風險，提供多元化的資產配置，人民幣加入SDR貨幣籃子激發了各界對SDR債券新的興趣。中國從便利SDR債券的發行入手，積極推動SDR債券市場的培育和發展。近日世界銀行已獲準于我銀行間市場發行SDR債券，將在9月杭州峰會前發行首筆債券。目前，G20各國已就支持研究擴大SDR的作用形成重要共識，包括更多地使用SDR作為報告貨幣以及發展SDR債券市場，以進一步完善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

創新突破，加強全球金融安全網

2015年以來，全球資本流動波動加劇，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的壓力，在此背景下，完善以IMF為核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全球金融安全網包括全球、區域、雙邊及各國自身儲備等多個層次，當前面臨的主要問題并非總體資源不足，而是各層次之間缺少協調、資源難以整合。在此背景下，中國作為IMF第三大成員國，又是清邁倡議多邊化（CMIM）的最大出資國之一，與G20各方協同推動IMF和區域金融安排之間的協調合作。利用今年我擔任東盟與中日韓合作機制（10+3）主席國和G20主席國的雙重身份，成功促成IMF與CMIM于今年9月開展聯合救助演練，考察兩者在危機救助中的協調問題。聯合演練的倡議取得積極響應，G20呼吁其他區域金融安排與IMF開展類似合作，提高全球金融安全網的有效性。

多方斡旋，保障IMF資源充足性，完善份額和治理結構

2016年1月，歷時五年之久的IMF 2010年改革方案終于正式生效，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發言權和代表性得以大幅提高，中國的份額排名從第六位上升到第三位。在此基礎上，各國開始討論如何推進下一步改革，即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

由于2010年改革方案剛落實，一些國家改革動力不足，各方對份額公式等技術問題分歧明顯。面對復雜的局面，人民銀行主動與IMF開展技術磋商、與各方加強協調。G20各方目前正就完成第15次份額總檢查的合理時間安排及提高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份額占比的改革方向進行磋商，以為下一步改革明確方向。

另一方面，全球經濟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需要保持IMF資源的充足性。在此背景下，中國與IMF及G20國家正就IMF的資源問題進行密集溝通協調，以確保IMF應對經濟金融危機的能力。

著力推動，完善主權債重組機制

有序的主權債務重組對維護金融穩定和保護債權人利益至關重要。中國已成為全球主要債權國，完善主權債務重組機制符合中國的切身利益。因此，中國根據主權債的現狀和問題，有針對性地設計議題和成果。

前幾年，由于阿根廷的主權債券不含集體行動條款等問題，給“禿鷲基金”等少數債權人干擾其主權債重組提供了機會，引發了經濟金融動蕩。為了避免類似問題重演，G20各方積極推動在主權債券中引入加強的集體行動條款和同權條款。目前在新發行債券中引入上述條款取得了積極進展，中國自身也發揮了表率作用。2016年5月26日，中國財政部在倫敦發行的30億元人民幣國債就納入了加強的集體行動條款。

近年來，新興市場國家債權人地位顯著增強，官方融資結構也不斷變化。巴黎俱樂部作為全球官方債權人的主要協調機制，也在不斷適應新形勢的需要。目前，G20各方均表示支持巴黎俱樂部討論一系列主權債問題，并持續吸納更多新興債權國。2016年7月起，韓國正式加入巴黎俱樂部，G20對此表示了歡迎，在7月成都財長和央行行長會上，對“歡迎中國定期參加巴黎俱樂部會議，以及中方發揮更具建設性作用的意愿，包括進一步討論潛在的成員身份問題”作出了一致表態。

積極應對，改善資本流動監測和風險防范

在美聯儲加息、英國退歐等帶來的不確定性導致金融市場波動加劇的背景下，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面臨資本外流、匯率大幅波動等問題。從危機預防角度，對風險的早期識別和預警至關重要。為此，G20承諾不斷完善對資本流動及其風險的應對，并已共同采取措施改善對資本流動的監測，包括加強數據收集、彌補數據缺口等，及早識別資本流動波動帶來的風險。IMF也將總結各國經驗并整合資本流動管理和宏觀審慎政策研究，為各國化解宏觀經濟金融風險提供參考。

在過去近一年的時間里，中國積極籌謀、務實推進，與G20各方攜手，努力開辟完善國際金融架構的新格局。相信杭州峰會將繪制邁向更穩定、更有韌性的國際金融架構新藍圖，在G20歷史上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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