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G20的發展史，可以了解G20做了什么。而了解G20起到了什么作用，則需要了解2008年之后的全球化新形勢和新進程。

G20領導人論壇是及時解決重大經濟問題的高端論壇。它既是一個管理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工具，也是鼓勵工業化國家與新興市場國家之間交流的非正式場合。G20發揮更有效的作用，對保持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可持續平衡增長尤其重要。因此，為了提高它的功效，與會國家應該對彼此的共同利益有更清晰的理解，同時必須對各自所做的承諾更加負責。G20作為一個龐大的、涵蓋20個成員的非正式國際組織，應當把注意力放在成員間的共同點而不是各自分歧上。由于各國間的貿易和金融聯系更加緊密，一國的發展將在更大程度上影響他國的發展。因此，國際間的經濟政策若能更加協調，無疑將惠及各國。探討如何確保經濟可持續平衡增長是G20的主要焦點。在一個經過改良的全球治理系統中，G20應聚焦它所扮演的方向盤角色，而其他國際組織如IMF和WTO則專注于實施和更好地執行規則。

G20是一個探討國際經濟變革的特定場合，它的成員包括了工業化國家和新興市場經濟體。G20覆蓋世界90%的GDP、80%的全球貿易和70%的人口。在過去幾十年里，市場全球化造就了一批在世界經濟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它們需要被納入到國際事務的決策中來。新興市場國家地位的崛起十分明顯和突出，比如它們的產出和貿易額在全球的占比越來越大。在國際金融危機后，新興市場國家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相比G7等其他一些組織，G20更具代表性，因為前者只包括工業化國家，且這些國家在全球產出中的份額在不斷下降。然而，G20的這種代表性是以價值觀和利益訴求的分歧為代價的，因為成員們擁有不同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以及文化傳統。因此，共識可能會更難達成，但是這對更完善的全球治理是不可或缺的。在G20的全球化進程中，幾個關鍵問題需要引起人們的注意，包括世界貿易的進一步擴大，財政整頓壓力下對經濟增長的挑戰，貨幣政策和金融市場改革的前景設計以及中國在世界經濟中地位的日益上升。

G20與市場的開放

對外貿易自由化可以帶來更高的產出和就業，但貿易保護主義的風險卻在金融危機后有所增加。關稅和非關稅壁壘會導致全球福利的損失，因為這種資源配置的方式是次優的，更高程度的專業化分工所產生的比較優勢并沒有得到充分利用。在這種環境下，企業競爭和創新的動力遭到削弱，潛在產出只能在較低水平上得到提高。相比于金融危機之前的發展水平，凈出口在承擔工業化國家經濟增長驅動力這一角色上的地位更加重要了。這可能會加大主要國家貨幣競相貶值的風險，進而與世界經濟一體化背道而馳。值得注意的是，貿易保護主義和貨幣的競爭性貶值并非拯救經濟的正確工具，因為這些做法會損害其他國家的發展，而且也不能取代各經濟體所實施的結構性改革。由于資本流動與發展中國家經濟的現代化密切聯系，保護主義做法將會造成破壞性競爭關系的出現。另外，各國政府可能會通過傾銷手段來吸引投資。對此，G20應當提供一個制定規則的平臺。

G20應加快推動各國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和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完成。但是這里存在一個很大的風險是，如果協商未果，多邊貿易協定就會失去現實意義。近幾十年區域性自貿區取得了較快發展，但是區域優惠貿易協定會導致各國商品和勞動力市場在很大程度上的分割，并且這些協定可能與WTO非歧視原則不一致。盡管這些協定會促進成員國之間的貿易，但那些未被納入協定的成員將會遭受與成員國貿易額下降帶來的損失。此外，區域性協議中的相關規制將會成為國際供應鏈體系中企業的運營障礙，進而增加其成本和競爭力。

維持財政整頓時期的經濟增長

金融危機期間，由于財政刺激計劃的啟動，公共財政赤字有所增加。政府幫助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承諾無形中推高了主權債務的違約風險，債務占GDP比重在全球范圍內急劇提升。如美國的這一指標達到了100%，希臘為150%，而高達250%的日本成為世界上該指標最高的國家之一。如果我們考慮人口老齡化的趨勢，政府債務占GDP的比率預計將更糟糕。因為人口老齡化不僅意味各國潛在產出增長率的下降，也預示健康和養老體系等相關開支的上升。另外，債務負擔并不僅限于工業化國家，一些新興市場國家也面臨相似的問題。例如，自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許多省份大幅攀升的負債水平將會對未來經濟增長造成嚴重威脅。

據研究，當債務占GDP比重在90%以下時，負債對經濟整體的影響較小。如果負債率超過這一水平，經濟增速的中位數將會下降一個百分點，平均增速將會下降更多。過度負債的時期往往會持續很久，平均會超過20年以上。這意味著由于債務負擔而造成的產出累積下降將會非常大。雖然財務整頓和結構性改革對塑造競爭力和潛在產出增長十分重要，但是它們的短期效應將影響經濟發展。由于長期決策不可避免地受到短期政策的影響，它們將會持續破壞經濟可持續高增長的前景。財政緊縮政策已經加劇了經濟衰退，特別是在歐元區南部的成員國。因此，現行政策承受著在較長時期內經濟低速增長和高失業率（特別是年輕人的失業）的風險。

G20應當討論如何平衡長期內財政整頓和短期內產出增長刺激政策的關系。調整將持續一段時間，大部分國家在此期間都要重新定義經濟增長的來源。例如，對中國而言，不斷上升的社會開支和可能偏高的利率水平將會引起經濟向著更依賴消費帶動增長的結構轉型。相反，美國的消費將不再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來源。在一個協調框架下，盈余較多的國家應該為提振國內經濟增長做更多努力。以德國為例，目前投資在德國經濟中所占比重相對較小，所以提高企業投資水平可能會比較合適。反過來，那些財政赤字較大的國家應該努力采取措施提高本國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力，例如提高出口水平。

貨幣政策和金融市場改革

政策性利率在金融危機中經歷多次大幅削減，并已經迅速下探到比零更低的水平。有鑒于此，中央銀行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規措施來進一步刺激經濟。由于財政政策常常受困于較高的政府債務水平和財政整頓措施，因此在經濟調整進程中，貨幣政策將比以往扮演著更為重要的角色。但是，非常規手段通常會導致基礎貨幣的激增，進而帶來長期內潛在通貨膨脹的風險。例如，歐元區的貨幣乘數大約維持20%左右，低于金融危機之前的水平。如果這些非常規手段沒有用合理方式進行沖銷的話，貨幣供應回歸正常水平時將會造成巨大的貨幣懸停效應。從一些政府的角度來看，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可能被視為減輕實際債務負擔的工具，但是擴張性貨幣政策會助推資產市場泡沫的重現，包括食品、石油和其他原材料價格的扭曲。另外，寬松貨幣政策在持續，工業化國家貨幣將會由于通貨膨脹預期而出現貶值。同時，這也意味著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的升值，進而導致后者的價格競爭力受到削弱，以及面臨在后發追趕過程中經濟下滑的風險。低利率政策的退出和非常規貨幣政策應當謹慎踐行，并注意各國央行之間的政策協調。

雖然中國在世界貿易中占據較大份額，但人民幣在很大程度上沒有得到充分使用。相比之下，美元或歐元在國際貿易中的使用程度，超出了這些國家在全球經濟中所應占的份額。鑒于此，應當吸納并鼓勵更多使用新興國家的貨幣，特別是來自亞洲國家的貨幣，進而反映全球經濟中發展中國家持續不斷變化的經濟實力。但同時我們也應注意到，如果人民幣完全可兌換，它將會成為國際投機資本的攻擊目標。所以，各國需要在匯率方面進一步協調。另外，一般而言，匯率應該由市場因素來決定，而這些因素取決于經濟運行的基本狀況，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產出增長率和通貨膨脹率。各國應當避免為了使匯率趨向自認為有利于本國經濟增長的水平而操縱貨幣。雖然貶值有助于在短期內促進出口，但它卻損害了其他國家的利益。同時，從長期來講，貶值也會延誤結構性改革進程，進而影響該國經濟的長期、可持續性發展。

危機期間，金融市場對實體經濟發展的重要性顯而易見。隨著金融市場的高度國際化，各國需要有一套關于金融市場操作規則的統一全球框架。巴塞爾協議III提供了一個新的世界標準。在這一標準下，銀行和銀行系統將具備更有彈性的對抗沖擊能力，并同時在微觀和宏觀監管層面得到進一步提升。比如在微觀審慎監管即銀行層面，它有助于增強單個金融機構在面臨金融壓力時期的韌性，而其中監管的重點在于資本充足率和流動性。宏觀審慎層面則是處理銀行業累積的系統性風險和這些風險的順周期放大問題。隨著銀行更加資本化、更具流動性，對金融系統長期穩定性的信心將有所增強。另外，各國應該加強協調國家層面和區域層面的工作，比如在歐元區引入銀行聯盟，確保成員國監管機構與金融穩定委員會加強協調、溝通，以共同應對危機。

中國在G20中的地位日益增強

中國融入世界經濟是當代經濟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過去二十多年里，中國保持著年均接近10%的經濟增長率。中國已經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轉型成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按可比價計算，占全球GDP的份額超過了15%。中國也吸收了來自發達經濟體超過10%的出口份額（2000年為5%）。同時，不少研究表明，就經濟規模而言，中國將在不遠的將來超過美國。

但是，中國制造業的成本優勢在逐漸減少，如工人工資不斷上漲。另外，隨著中國的生產曲線抵達技術邊界，從引進和吸收外國知識、技術帶來的潛在紅利將被逐漸耗盡。為了下一步轉型成功，中國經濟增長將會更多地以創新為基礎。

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不僅大大促進了亞洲地區國家的經濟增長，也加強了包括美國、歐洲等傳統發達國家的發展，進而對全球經濟的復蘇、發展起到重要的正向作用。許多觀察家認為，中國融入世界經濟，避免了全球經濟因為發生在工業化國家的危機而陷入全面衰退。但反過來講，由于中國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密切，2008年源于發達國家的全球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很大的影響，也是目前中國經濟下滑的一個主要原因。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的奇跡是不可持續的，不可能再以每年兩位數以上的速度增長。為了防止由于對工業化國家出口下降所帶來的經濟下滑，中國政府已經加大了對基礎設施的投入。財政刺激措施包括通過龐大的國有銀行體系釋放信貸支持國內經濟發展，特別是改善國有企業信貸條件。但是由于這些國企運轉效率是較低的，投資往往導致許多領域的產能過剩，進而銀行系統積累大量的壞賬。除了銀行體系，政府債務水平也會快速上升，特別是在省級層面。鑒此，中國需要在解除金融市場管制方面有所進展，包括讓私人部門發揮更大作用，從而進一步支持經濟轉型，緩解金融風險過度在國有部門聚集。

G20成員方都是在全球經濟中具有影響力的大經濟體，在考慮自我發展和利益的同時，也要考慮全球的發展和利益。G20的崛起也說明國際金融體系不能缺少新興經濟體的參與，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范圍內被邊緣化的時代已經逐步結束。中國一直積極參與G20事務，中國的政策一直是合作共贏。

近幾年來新興經濟體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一直在50%以上，危機時期甚至超過70%。全球經濟格局的改變，使2016年由中國這個發展中大國主辦的G20峰會被賦予了新的期待。近年來，人民幣用于跨境貿易支付并逐步實現可兌換，亞投行、金磚國家銀行及絲路基金的建立等，都是中國為國際經濟治理所付出努力的具體表現。2008年的金融危機表明，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巨大隱患與風險，實現后危機時代的國際經濟與金融治理，需要像前世界銀行行長佐利克論述G20的意義時所說的“世界需要一種包容發達國家、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靈活高效的‘新多邊主義’”。

（文章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專著《2016 G20與中國》供人民網國際頻道專稿。《2016 G20與中國》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于2016年2月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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