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通過7年的努力，使全球經濟在通往強勁、可持續增長軌道的道路上，有了基礎和大方向。如何看清這種努力的成效呢？既然G20是處在全球各區域經濟中心位置的經濟體在一起開會的機制，就需要從經濟地理學說起。

經濟增長起源于人們對更好生活的向往、對更多消費選擇的追求甚至為實現世代相傳的目標而進行的經濟活動。為此，人們努力提高生產率，以達到增加個人收入的目的。顯然，經濟增長過程總是伴隨著經濟結構的變化。新產品發明出來，就會將舊產品排擠出市場。生產率的提高促進了資源節約技術的應用。全球價值鏈永遠在變化，只有比較優勢一如既往地決定著市場競爭的成敗。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因其采取的政策而得到促進，而其采取的政策總是首先作用于當地的經濟活動參與者。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因素至少包括教育、公平的稅收機制、市場友好型政府、開放的市場等。

全球競爭也促進了不同地區間的共同增長。德國經濟學家圖能在1826年提出“同心圓模型”，其原理是：“將經濟活動的地理分布視為以中心區為圓心的若干同心圓，中心區是經濟活動集中并形成規模經濟的地方，其擁擠成本也相應增加�！保〒頂D成本是指因經濟活動集中而增加的成本，例如，在北京王府井大街開一家超市的費用遠遠高于在縣城開一家同樣超市的費用）。離中心越遠，經濟活動就越少，收入就越低。歐洲著名的工業中心——德國北萊茵-威斯特伐利亞州的魯爾區就是“同心圓模型”經常例舉的“收入椎體”的歷史實例：曾經在整個歐洲大陸上，魯爾區人均收入最高。若將魯爾區視為同心圓的中心，魯爾區以外的地點，無論在哪個方向，其人均收入均低于魯爾區，并且離魯爾區越遠，其人均收入就越低。隨著時間的推移，世界或區域中心也在變化。

經濟增長的因素很多，其中的重要因素是人力資本，其重要程度并不亞于包括基礎設施在內的實際資本。人力資本為個人賦予了能力，使其能夠獲得技能和經驗，創制出新的產品和新的生產方法。在全球范圍內，兩種資本都是稀缺的，其稀缺程度因國家和地區而異。中心區是人力資本和實際資本聚集的地方，比邊緣區充裕；邊緣區的資本邊際效率較高，有利于吸引人力資本和實際資本，但這只是理論上的說法，而事實上，資本通常向上游流動，例如，資本并沒有從美國流向低收入國家，而是恰恰相反。

研究美國（中間區）和發展中國家（邊緣區）的情況就可以得知發生上述現象的原因。在美國，人們儲蓄低，注重眼前的舒適，較少考慮長遠，投資（以及消費）很高；而在低收入國家，與中心區距離相同的不同地點之間的資本邊際效率差異是由當地經濟政策或體制性因素的差異所導致的。這種差異在微觀層面和宏觀層面都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如當地經濟政策有缺陷，則“收入錐體”凹陷，人均收入低于其有可能達到的水平。當地未能吸引足夠的資本（包括人力資本和實際資本）彌補上述差距。由此可以看出，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經濟政策是競爭環境下的經濟政策。各地競相吸引稀缺的流動性生產要素，以提高本地非流動性要素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他們吸引的資本越多，當地的就業機會和經濟增長就越大。

為創建可持續增長的基礎，經濟政策必須能夠快速、靈活地應對商品和服務市場的新挑戰，必須允許熊彼特行為模式的采用，必須以良好的投資回報為指向。在2014年布里斯班峰會的成果中，這些要求已被納入《布里斯班行動計劃》和“綜合增長戰略”。

從全球視角來看，大國的政策有時會出現妨礙其他國家經濟增長的效果，這被稱為“負面外溢效應”。因此有必要尋求一種恰當的政策促進全球經濟整體增長，使“這個星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能分享經濟增長的成果。除各國政府需制定恰當的經濟政策外，G20也應發揮自身的作用。

G20的第一大任務是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從G20的成果文件來看，其倡導的兩項政策原則是：有利于經濟增長的措施應予采取，不利于經濟增長的措施應予避免或摒棄。首先，G20各成員國應避免不利于全球經濟增長的措施和行為。較為重要的措施有：避免在外匯市場上采取“以鄰為壑”的政策；避免采取提高關稅和境內保護主義等貿易保護主義做法。其次，G20各成員國可采取措施直接積極地促進本國經濟增長。這些措施包括國內結構改革、穩健的貨幣政策和可持續的財政預算。第三，應采取措施促進核心國際組織的進一步改革，推動世界貿易組織進一步加強國際貿易自由化。許多國家的經濟亟待進行結構改革，這不僅可促進本國經濟增長，還可促進G20內新興市場國家和低收入國家對發展中國家貨物的需求。更為重要的是，它們可作為藍圖發揮作用，并鼓勵發展中國家加以仿效。G20通過各成員國相互承諾并執行改革成功地做到了這一點。

G20的第二個任務是保持貨幣穩定。進入21世紀之后，全球總體通貨膨脹率一直處于歷史上的較低水平，盡管各國中央銀行的資產負債表在急劇擴大。許多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通過名義錨的方式固定了本國貨幣相對于美元的匯率。它們當中的大多數但并非全部國家實現了本國金融市場的穩定。以往的經驗表明，這種穩定是與經濟增長相互關聯的。第三，G20應一如既往地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改革中發揮積極作用，并與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興國際金融機構建立積極的關系。最后，G20一直在加強貿易自由化，包括推進巴黎會議成果實現。

另一方面，有些措施應予避免或防止負面外溢效應。歐元區和美國的貨幣政策都是針對當地問題的，但往往會給其他國家造成問題。如美國和歐元區長期實行量化寬松政策，新興經濟體如中國和巴西將要承擔嚴重的后果，如大規模資本內流且有突然停止的危險，有可能加劇通貨膨脹，或引發利率暴漲。因此，該政策可能有事與愿違的后果，因而是危險的。原因有三：首先，該政策導致雙邊關系緊張和本國市場扭曲；其次，因國際溢出效應，其他國家也可能深受其害；第三，該政策有可能導致許多國家貨幣競相貶值，從而造成負面影響，其他國家可能做出提高貿易壁壘等反應。因此國際經濟環境可能會受到嚴重損害。“以鄰為壑”的政策往往會導致“自食其果”。

從根本上說，經濟增長是一種自下而上的現象。每個人的愿望和夢想推動著國家的經濟增長。恰當的經濟政策和措施可促進經濟增長，反之則阻礙其增長。政策問題宜在國家層面上而不是全球層面上解決，這意味著G20對各成員國經濟增長速度的影響是有限的，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為有限。

然而，G20能夠并且應當利用這種有限的影響。我們認為“2014年G20經濟增長及其韌性議程”確實在促進全球經濟增長， G20的上述議程只有在各成員國的國內政策與其相銜接的情形下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因此，各成員國應大力加強經濟供應環節，確保國際貿易在世貿組織框架內進行，同時進行必要的體制改革，提高稅收政策的效能和效率，促進投資，打擊腐敗。G20各成員國應商定底線，切實認識到上述改革的必要性并在本國加以落實；達成世貿組織協定是G20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實際貢獻。

（文章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專著《2016 G20與中國》供人民網國際頻道專稿�！�2016 G20與中國》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于2016年2月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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