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30年來，中國經濟的崛起是全球經濟格局中的“第一大事件”，深刻地改變了全球經濟秩序和運行方式。中國崛起對世界與中國意味著什么？顯然，這需要一個整體性的觀察框架來回答。

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產生自工業革命之后，它的發展需要熊彼特定義的“創新”來驅動，即新技術會創造新的供需結構，最終擴大市場規模。而每當市場規模的擴張遇到瓶頸時，經濟危機就會發生。歷史上每一次經濟危機的最終克服，都是通過新市場的開辟。而新市場的開辟方式大體上可歸為三種：（1）通過新技術的爆發式應用創造新市場；（2）在地理上開辟新市場，即通過殖民或軍事手段打開新市場；（3）通過金融手段把原先分立的市場連為一體。2008年金融危機持續發酵的關鍵在于：過去克服危機所采取的方式如今都難以為繼。現今世界缺乏可以“推倒一切領域”的技術突破，軍事手段開辟新市場的“邊際收益”下降到零甚至為負，金融手段整合分立市場是西方仍在不斷使用的方式，但“飲鴆止渴”的一面日益凸顯。于是，當前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面臨的是根本性的危機。

在這場危機中，中國占全球工業的比重卻在加速上升，這與中國良好的“工業生態”有關。毫無疑問，全球經濟的重心將向東亞轉移，但世界體系將如何演化，尤其取決于新舊力量的合作與博弈。

結構調整：21世紀全球經濟新趨勢

自上個世紀末，特別是21世紀以來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群體崛起。據統計，2000-2010期間，新興經濟體經濟增長率超過6%，金磚國家（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南非）甚至超過8%，遠高于同期發達國家2.6%的增長率。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可以說以金磚五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對于支撐世界經濟、防范危機向更大范圍蔓延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由美國主導設計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雖說曾經為全球經濟的發展，特別是二戰后世界經濟的復蘇發揮巨大的積極作用，但是隨著國際貿易的迅速發展，任何一國貨幣，包括美元已經不能獨自擔負起國際支付能力，“特里芬困境”導致美元國際霸權地位出現松動、瓦解。

自從加入WTO之后，中國經濟實力極大提升，國際貿易增長迅猛。截止2014年我國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貨物和貿易國。同時人民幣已經是第二大國際貿易融資貨幣和第四大國際支付貨幣。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的廣泛使用，一方面是對長期以來美元“一統天下”國際貨幣體系的有益補充，同時也豐富了國際貿易支付手段，進而有利于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穩定。

在本世紀金融危機來臨之前的很長一段時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采取“重消費、輕生產”的發展模式。在這期間，跨國公司充分利用全球資源的比較優勢，在世界范圍內尋找最低的人力成本、最優惠的稅收政策，進而最大化公司利益。與此同時，本國產業出現嚴重的“空心化”，其主要表現是第一產業，特別是第二產業（制造業）的萎縮，和第三產業的繁榮。從而造成了全球產業“由西向東”轉移的趨勢。事實上，本世紀金融危機爆發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以美國為首的歐美國家過度依賴服務業，使社會經濟的發展缺乏可持續性基礎。另外，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也導致金融業虛假繁榮。

鑒于以上問題，自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西方國家提出“再工業化”發展戰略，希望通過“制造業回歸”、“就業回歸”等措施重整第二產業并提升本國就業市場。例如，美國政府就積極通過諸多財政稅收手段，如法人稅制改革來鼓勵更多跨國公司由“外包”向“內包”轉變。相對于美國，歐洲國家本世紀以來，特別是歐債危機爆發之后更強調社會福利改革，主要通過消減福利支出，提高退休年齡等措施來應對日益嚴重的財政危機。以上歐美國家的改革措施方向是正確的，但考慮到各種利益集團的不同訴求，再加上固化的政治社會制度，在推行過程中一定會遇到極大阻力。

國際貨幣體系已不能僅由西方支撐

美元為世界貨幣的全球經濟大循環形成如下模式：（1）世界各國向美國出口商品換取美元，并以美元與其他國家交易；（2）美國同時向各國出口商品，以收回過量美元，防止美元超跌而喪失國際貨幣的信用。

20世紀70年代之后，美國實體經濟逐漸衰落，美國尋找到“石油美元”作為美元國際貨幣的基礎，并通過武器等高新技術產品和20世紀90年代的IT產業出口，來回收美元，維持了美國與其他國家的全球經濟循環。但2000年互聯網泡沫的破滅意味著：美國實際上已經耗盡了那種能夠飛速發展以支撐不斷膨脹的貨幣數量的“毀滅性創新”潛力。

隨后發生的三件大事改變了歷史的進程。這三件大事分別是2001年9月的“9?11”事件、2001年底中國加入WTO和2002年2月28日歐元區誕生。“9?11”事件之后，美國發動了反恐戰爭，這實際上是通過軍事介入控制世界上最重要的工業原材料——石油的貿易路線，強行確保美元回流渠道安全。另一方面，歐元區誕生后，歐元成為一種具有匹敵美元潛力的替代性世界貨幣，這對美元的世界貨幣地位造成了巨大威脅。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實際上起到了控制歐元區油路的作用，從而為美國提供了可以在需要的時候“揍貶”歐元的武器。

為了給互聯網泡沫之后“無處安放”的巨量美元找到一個支撐，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通過將美聯儲隔夜銀行拆借利率降低到1.0%，壓低商業銀行融資成本，把資金引向了美國的房地產市場。

而2001年中國加入WTO，也使得中國在工業產品出口大量增加的同時積累了大量美元儲備，由于美國能夠掌控美元回流的流向，因此，中國的美元資產實際上幾乎別無選擇，只能投向美國國債和其他美元債券。這里的其他美元債券主要就是房地美和房利美“兩房”抵押貸款債券。

這樣，由于資金的流入，美國房地產市場出現了繁榮。房地產市場繁榮的一大后果就是住房抵押貸款的證券化和泡沫化，在2007年造成了次貸危機的爆發。

全球金融危機，是作為世界貨幣發行國的美國因其產業基礎不足以支撐美元作為世界貨幣所導致的全球體系危機。由于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的產業基礎實際上已不可能恢復到足以支撐起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程度，因此世界體系不可能復原，只能寄希望于重塑。

金融危機與“再工業化”之難

世界體系危機的形成根源在于：全球資本（金融）運行的中心仍在西方，但工業中心在過去二十多年里逐漸轉移到中國。

西方國家普遍出現產業空心化，由此，西方的福利體系、金融體系缺乏實體產業支持。在缺乏工業支撐的情況下要維持福利體系和高消費，只能依靠大量“印鈔”。西方國家的貨幣發行機制設計中，貨幣的基礎是國債，而國債的基礎是稅收。產業空心化加上人口老齡化，導致西方國家普遍面臨“稅基流失，支出增加”問題，只能通過借債來應付。而債務積累到一定程度，超出了經濟體系承受能力，金融危機就會到來。

世界工業轉移的大趨勢是：在東半球，工業中心從日本移向中國東部，然后目前正在向西擴展，伸入歐亞大陸腹地；在西半球，工業中心從德國向東擴展，逐步與俄羅斯連接。也就是說，工業網正在從歐亞大陸兩端向中心擴展。其中，中國是全球工業轉移的最大承接地。

能夠具體說明工業體系轉移導致金融危機后果的例子是歐債危機。

追溯歐債危機的源頭，其實可以從“蘇東劇變”看起。1991年“蘇東劇變”后，蘇東集團國家普遍施行了“私有化”過程，原國有經濟被廉價賣掉。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蘇東“私有化”，“大頭”最終不是由這些國家的人民得到，而是由西德的資本家們得到！蘇東國家的工業基礎原本就不錯，這些企業被西德資本家們得到之后，又獲得了大量投資，升級改造。兩德統一之后至今，德國已向東德區域投入了超過1.3萬億歐元巨資。從企業的邏輯來看，把生產轉移到東歐是非常合理的：東歐工業基礎良好同時工資低廉。即便在今天，東德的同崗位平均工資水平也只相當于西德的70%左右。

“蘇東解體”后的1992年，西歐國家簽訂《馬斯特里赫特條約》，開啟了統一貨幣的進程。2002年2月28日，歐元完全取代加入歐元區國家的原有貨幣，歐元區出現。歐元區出現之后，歐元區國家高工資、高福利、富裕的人們，可以使用歐元向東歐國家購買工業產品，享受到了“印鈔購物”的貨幣紅利。結果，隨著時間的積累，“去工業化”國家在向工業增長國進口產品，形成大量逆差，按經濟規律應該貶值本幣，但由于共同使用歐元不能貶值本幣，就只能以發債借錢彌補，形成大量債務累積。它們發行的公債又被工業增長國（主要是德國）吃進，導致財富越來越流出西歐，流向德國和東歐；而西歐則越來越深陷債務泥淖。可見，歐債危機本質上是由西歐國家在“去工業化”的同時卻可以享受歐元紅利導致的。

然而西歐國家要想“再工業化”，從根本上面臨一個無法逾越的障礙：人口老齡化。年輕人在社會中占不到足夠比例，意味著沒有足夠的勞動力和消費人口去支撐工業增長。對西歐來說，還有比這更糟糕的情況：由于“去工業化”，本就不多的年輕人還找不到工作。在法國，29歲以下的年輕人大約四分之一找不到工作，而在西班牙，這一比例甚至將近五成！

由于《申根協定》的存在，協定國之間的人口是可以自由流動的，這就使得人們可以嘗試去工業增長區域找工作，然而從工業增長區域角度來說，這就意味著有更多人才可供選擇，可以擇優錄用，于是，被錄用的只是一小部分，更大的部分只能回到本國，成為本國的就業壓力來源。這樣對于“去工業化”國家來說，勞動力素質又出現了下降，更進一步阻礙了“再工業化”的可能性。于是就不得不選擇緊縮支出，勒緊褲腰帶還債。但緊縮支出的后果是投資進一步下降，導致進一步“去工業化”。

概括而言，當前西歐已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去工業化”→債務積累→債務危機→財政緊縮→失業→“去工業化”。

全球產業重心大轉移

我們可以通過美國、英國發生的情況來看看金融危機的嚴重性。

美元當前的主要發行機制是，美聯儲從財政部購買國債，財政部由此得到美元，再以財政支付形式把這些美元注入社會進行流通。而美國財政部支付國債收益率的擔保則是未來的稅收。也就是說，美元的基礎是美國國債，美國國債的基礎是未來的稅收。要增加美元供應量通常要增發國債，而增發國債就意味著未來要加稅。

金融危機爆發后，美聯儲于2008年11月、2010年11月啟動了兩輪“量化寬松(QE)”來收購金融體系中的“有毒資產”，花掉了約2.6萬億美元，用光了當時的國債發行額度。所以2011年債務上限危機發生之后，美國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繼續增加美元供應量，就得在未來增加稅收，然而加稅空間卻可以說已近極限。美國國會兩黨爭吵的就是具體該向哪些人加稅。

不過，當前美國有3.15億人口，只有1.15億個全職工作崗位，依靠社會福利資助的人口則有1.27億。而1.15億全職工作人口也不是都可以被加稅，因為其中有6100萬人年工資低于2萬美元。與之相比，據美國證交會前主席克里斯?考克斯計算，算上醫保、社保和養老金的未來支出，美國的負債已超過86.8萬億美元。要還上這筆債務，靠給五六千萬人加稅，每人得多繳多少稅？

比美國情況更嚴重的是作為世界金融運行中心的英國——這是一個服務業占GDP比重超過82%的國家，而服務業中最主要的就是金融業。二戰結束時，英國制造業人口占總就業人口的比例達70%，那時的英國可以說有一個技術領先的制造業主導的經濟結構。而目前，制造業占就業人口的比例降至16%左右，服務業占就業人口的比例卻達到80%。在服務業中，金融業收入極高但吸納就業人口很少，大多數種類的服務業吸納就業人口多但工資低、崗位不穩定。而英國制造業的情況是，出口額居首位的產品竟然是飛機發動機。這說明，當代英國經濟是一個依靠金融這樣的少數人產業和飛機發動機這樣的最高端制造業來掙錢的經濟，這樣的產業注定吸納不了總人口中那些缺少高級技能的人。因此，社會福利體系就會是一個永難填滿的無底洞。如果收入增長能夠保證這個無底洞還能繼續填下去，這個游戲也還能維持。但問題是，在金融危機的局面下，金融業還能繼續為英國賺錢嗎？在全球經濟萎靡導致民航業萎縮的狀態下，飛機發動機制造業能為英國帶來更多收入嗎？

當中國走向全球產業格局中心

全球金融危機過程中，西方國家的經濟受到了巨大打擊。但中國工業卻取得了高速發展。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的2007年，中國制造業產值占全球份額為14%，到2012年則為21%。在金融危機前的2007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只有美國的62%，而到了2011年，中國工業生產總值就已經是美國的120%。

2013年，韓國最重要的智庫之一韓國貿易協會國際貿易研究院發布了以海關編碼作為調查依據的工業品出口量統計，結果表明：2013年全世界工業品占據第一名的產品種類中國有1538種，第二名德國有733種，第三名美國有550種。

在2007年至2013年期間，出口市場占有率占世界第一位的產品數量，中國上升速度堪稱“瘋狂”。不但全世界的制造業轉向中國，中國也存在從沿海在向內地轉移的過程。一些沿海地區出現的用工荒和企業的關門是因為產業中心在向內地轉移。如2012年的出口，重慶出口同比增長是94.5%，安徽是56.6%，這都表明產業的重心往中西部轉移。世界產業重心已經表現出在往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轉移的趨勢。這是世界格局的一個轉變大勢。

需要說明的是，中國的出口產量結構中，機電產品的出口2012年同比增加了8.7%，占中國出口總值的比重為57.6%，較2011年提升了0.4個百分點。這說明中國是一個主要依靠中高技術含量工業品出口的國家。

在美國進口的機械設備中，來自中國的份額已從2000年的6.5%穩步提升到2011年的25.7%，中國已逐步取代韓日成為美國的主要機械產品供應商，當然這與日韓將生產線轉移到中國也有關系；日本進口的機械和運輸設備中，中國所占份額已從1996年的7.2%提高到2011年的42.7%；金磚四國中，巴西機械和運輸設備來自中國的份額已從2000年的2%上升到2010年的16.7%，占俄羅斯的份額相應地從2000年的1.3%提高到2010年的11.8%。

與中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的高技術出口在金融危機期間出現了加速下降趨勢。全球工業體系中，中美兩國的位置變化可以從雙邊貿易中管窺。作為中國最大的對外貿易口岸，上海海關2012年前10個月與美國之間的高新技術產品貿易順差達274.6億美元，占同期上海關區對美貿易順差總值的41.8%。2012年前10個月，上海關區從美國進口的集成電路出現了34.4%的降幅，反倒是屬于低端工業品的未鍛造銅及鋼材的進口大幅增長15倍。在進口金額排名前十位的美國商品中，初級原材料竟然占據了四位，包括初級形狀的塑料、廢金屬、未鍛造的銅和鋼材以及棉花。

目前，西方在經濟上仍具有的優勢是全球價值鏈優勢，即在全球價值鏈中占據上游，可以分配到最多的利潤。而支撐這種優勢的，主要是歷史積累以及品牌因素。而品牌因素的背后是文化因素。舉個例子，當今時代，兩部不同品牌的手機往往沒有實質性的品質差別，并且可能出自同一生產線，但在消費者的認同度上卻有巨大差別，這背后的因素就是文化競爭。

中國崛起所需要突破的主要方面，已不是工業整體水平，而是金融與文化競爭力。

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經濟局勢，表明了西方國家的經濟缺乏持續增長的基礎。對中國而言，金融危機更多體現的是中國在世界產業格局和金融格局中的地位不相匹配，西方國家仍然可以通過不公平的國際金融格局和產業標準體系來擠占中國的利潤。因此，中國未來需要在人民幣國際化和品牌建設方面加強布局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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