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在日本的政治話語和國際傳播中常常出現“歷史戰”一詞，這個概念得名于日本《產經新聞》2014年4月開始的以“歷史戰”為名的特輯連載，當年10月，產經新聞出版社又出版了同名書籍。仔細讀過這些報道及同名書籍，可知其所謂的“歷史戰”，是指由于中國與韓國的“惡意攻擊”、國際社會的不明就里，目前世界范圍內正在展開一場由中韓等國發起、以“慰安婦”等歷史問題為武器、以污蔑日本為目的的輿論斗爭，日本必須以美國為“主戰場”、以中韓等國為“主敵”奮力反擊，贏得這場關系到日本名聲信譽的輿論斗爭。

上述體現日本右翼立場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但也透露出一個信息，那就是以“慰安婦”問題為代表的歷史責任問題，對日本而言，是其在國際輿論面前的一個“軟肋”；對中韓等戰爭受害國而言，則是一個輿論正義、道義制高點。當前，在這個問題上出現了許多新情況，妥為把握，對贏得輿論斗爭的話語主動權十分重要。

國內外輿論關于“慰安婦”問題的新變化

近年來，關于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問題的輿論關注度持續升高。僅在2017年，這一問題就在中國、韓國、美國以及聯合國成為熱點。

首先，中國社會對“慰安婦”問題的關注進一步增加。2017年8月，一部表現“慰安婦”生存狀況的紀錄片《二十二》登陸中國院線，獲得了1.7億元的票房成績，大大超出此前電影制作方預定的600萬元票房收入的目標。影片的巨大成功，顯示出當今中國社會對“慰安婦”這一戰爭受害者群體以及相關歷史問題懸而未決的關切。

第二，韓國政府和社會對“‘慰安婦’問題并未得到解決”的態度愈發明確。隨著文在寅上臺執政，圍繞“慰安婦”問題的制度和設施建設大大加快。2017年7月19日，韓國政府發布未來五年國家政策行動規劃，提出2018年將設立“慰安婦”紀念日，2019年將設專門機構研究“慰安婦”問題，2020年將建“慰安婦”博物館。

第三，美國社會對于“慰安婦”問題的關注出現新發展。2017年9月19日，美國舊金山市議會通過議案，將每年9月22日定為“‘慰安婦’日”，并在2017年9月22日當天，在舊金山市中心的圣瑪麗廣場舉行“慰安婦”紀念雕塑揭幕儀式。紀念碑上刻有英文、中文、韓文、菲律賓文、日文等五種語言，中文段落開頭寫道：“我們最大的恐懼，是我們在二戰時期的悲慘經歷被世人所遺忘。”目前，美國各地的“慰安婦”雕塑超過了10座。此外，韓國有40多座，德國、澳大利亞也有數座“慰安婦”雕塑。

第四，聯合國各人權組織和條約機構對“慰安婦”問題繼續表示關注，并加重了要求日本承擔歷史責任的勸誡力度。2017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開始審議由中國和韓國等八個國家和地區十多個民間團體聯合申報的《“慰安婦”的聲音》史料。但是，在日本方面極力阻撓和干擾下，最終該組織宣布就該案“延期決定”。

迄今為止，日本方面已經連續兩次阻撓“慰安婦”檔案申請世界記憶名錄，充分顯示出日本政府在侵略歷史問題上的立場倒退。20世紀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曾發表“河野談話”，展現出正視歷史、追求和解的姿態。然而，2012年年底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后，將“河野談話”明揚暗棄，對“慰安婦”問題進行歪曲，甚至否認。雖然目前暫時在阻撓申遺方面如愿以償，但是從總體趨勢上看，日本與國際輿論之間的分歧和對立越來越多。

“歷史戰”：日本加速大國化進程中的輿論逆襲

安倍晉三再次執政后，日本加速重回政治、軍事大國地位的進程，“歷史戰”一詞很快應運而生。從根本上講，“歷史戰”不過是戰后一直存在的日本右翼保守勢力陳詞濫調的重復，但日本之所以此時提出這樣鮮明的口號，就在于美國提出“亞太再平衡”戰略之后，對日本越來越倚重，日本右翼認為這是一個絕佳的歷史機遇，應全方位地加以利用，包括解決歷史問題。具體來說，通過將中國反對日本錯誤歷史認識，歪曲為“中國咄咄逼人開展對日宣傳戰，努力在西方和日本之間制造裂痕”的陰謀論，促使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在中日歷史問題論戰中采取袒護、縱容日本挑戰歷史定論或最低限度的沉默態度。由此，一方面可以塑造日本受到中國惡毒攻擊，長期遭受“誤解”的歷史問題受害者形象，打一場負面國家形象的翻身戰，另一方面能夠積累國際輿論的既成事實，以備未來之需。在這個過程中，安倍政府采取了一種“攘外必先安內”的策略，先在國內打壓異己，統一聲音，然后以此觀察、試探國外反應，擇機而動。

2014年安倍政府歷史問題輿論工作的重點是確定總體戰略，整治國內輿論。由于2013年年底參拜靖國神社，招致美國“失望”、中國強烈的抗議以及韓國拒絕首腦會見等一系列外交被動，為實現2014年3月下旬核安全峰會上的美日韓首腦會談，以及配合4月奧巴馬訪問日韓，安倍政府不得不采取雙面策略，一面向美國“服軟”，表示不修改以往歷史問題相關談話，一面則在國內啟動對“河野談話”、對《朝日新聞》“慰安婦”問題報道的檢查工作，企圖從“事實”層面動搖和推翻相關問題的歷史定論。2014年10月，自民黨內成立“聚焦‘慰安婦’問題”的特命委員會，討論為“恢復日本的名譽和信任”，如何“對有關‘慰安婦’問題的事實誤認和無端批判，基于客觀事實進行反駁” 。

2015年日本相關工作的重點轉向國外。201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周年。在這一重要的“歷史年”，日本7月初為“明治時代工業革命遺產”成功申遺，夸示作為“非西歐地區最早的工業化國家”的民族自豪感。8月，安倍晉三發表戰后70年談話，宣稱“不能讓與戰爭毫無關系的子孫后代擔負起繼續道歉的宿命”。10月“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登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后，日本反應強烈。11月自民黨成立“檢證盟軍占領政策、東京審判‘侵略戰爭’認定及現行憲法成立過程的黨內委員會”，安倍晉三親自掛帥，把應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問題作為重要議題。12月，在美國推動加強美日韓三國同盟合作的壓力下，日韓兩國外長宣布雙方就“慰安婦”問題的談判達成一致意見，確認該問題得到“最終且不可逆”的解決。但隨后韓國國內出現持續的抗議活動，要求政府取消這一“屈辱”協議。

自2016年起，日本歷史問題輿論工作的主要目標集中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據日本媒體報道稱，中國“南京大屠殺檔案”成功列入“世界記憶”名錄后，安倍首相暴怒，要求“盡全力阻止‘慰安婦’問題登錄”，絕不容許“再次失敗” 。通過緩繳會費、威脅退出等手段，日本政府加大向該組織的施壓力度，要求修改“世界記憶”名錄的申請制度和流程，極力阻撓中韓等國“慰安婦”史料聯合申報成功。

圍繞“慰安婦”問題應進一步做好深層次工作

當前，“慰安婦”等歷史問題輿論斗爭的形勢依然錯綜復雜。只有抓住關鍵、因勢利導，才能在突破日本侵略戰爭歷史責任問題的“瓶頸”上取得新的實質性進展。

第一，針對當年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對日本“慰安婦”問題責任追究嚴重不足的情況，要繼續深入梳理，搶救證據和歷史資料，特別是做好證人證言的留存工作，為深化斗爭奠定堅實的事實基礎。

眾所周知，二戰結束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定“反和平罪”（A級）、“普通戰爭犯罪”（B級）、“反人道罪”（C級）等三類戰爭罪責，用以懲處日本軍國主義者。但是，由于審判中很多復雜因素造成的局限，日本侵略犯下的許多重大罪行，如無差別大轟炸、細菌戰、人體活體實驗、強制勞工等都沒能受到應有的審判和懲處，對受害國及其人民的損失賠償更無從談起。“慰安婦”問題就是其中之一。自1928年至二戰結束，日本侵略者的“慰安婦”制度使幾十萬亞洲婦女淪為日軍的性奴隸慘遭蹂躪。但是，東京審判（以A級為主）以及亞洲各地五十個日本B、C級戰犯法庭的審判，對這一罪行都沒有進行認真的清算和追究。如涉及朝鮮和臺灣地區等日本前殖民地的“強征‘慰安婦’”罪行，本應按照“反人道罪”處理，但事實上卻沒有實施。

又如，涉及中國以及東南亞等地區的“慰安婦”罪行，雖以“強奸”和“強制賣淫誘拐婦女”等“普通戰爭犯罪”處理，但從總體看，“強奸”事件基本沒有進行獨立的犯罪起訴，僅象征性地處理了極為有限的案例，如荷蘭巴達維亞審判的“斯馬蘭慰安所”案件、美國關島審判的兩起案件以及中國審判的三起案件。再如，即使上述有限的審判，也僅限于追究下層軍官、士兵或業者，而沒有從國家制度層面對犯罪的性質做出認定，當時許多檢察官雖然了解到“慰安婦”作為日本軍隊“性奴隸產業”問題的嚴重性，但由于盟軍司令部上層的壓力，被迫終止了進一步的調查。以上種種,使“慰安婦”這一國家制度下的性暴力犯罪成了戰爭歷史遺留問題。

目前，日本在“慰安婦”問題的“歷史戰”中，一個重要的策略就是“拖”。隨著歲月流逝，當年“慰安婦”受害者在世的越來越少。截至2017年9月，韓國僅有36名，中國大陸為14名，中國臺灣2名。日本的想法之一就是，拖到這些人都不在了的時候，各方對此問題的關注度自然也就大大降低。這說明，要贏得與日本的歷史問題輿論斗爭，必須進一步加大搶救證據和史料力度。據日本學者反映，在“河野談話”發表前的政府調查中，當時日本法務省實際上掌握著超過2000件的“慰安婦”問題相關資料，但日本政府僅采用了其中的兩件作為證據。在河野談話出臺一周前，一份標注日期為1993年7月30日的絕密函電中，時任外相武藤嘉文指示日本駐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三國使館，“盡量避免進行像在韓國開展的被害者聽證調查，以防引起過度關心” 。這說明日本政府在戰爭罪責方面從來都是避重就輕，更說明證據的重要性。

第二，要加強在聯合國和多邊框架下，深入持久地開展國際合作。冷戰以后，人權問題突破了國界，特別是對婦女兒童權利的重視，成為世界范圍內的關注焦點，繼而從國際法中原來只側重調整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關系，擴大為將個人權利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納入其中，并逐漸形成國家“尊重、保護、實現”人權的國際義務體系。正是在這種背景下，1992年初，韓國金學順等3名原“慰安婦”對日本政府提起的控訴受到聯合國人權組織關注，“慰安婦”問題的戰爭罪責才在戰后塵封幾十年后重新浮出水面。

近年來，聯合國人權機構及眾多相關組織對日本在“慰安婦”問題上歪曲歷史的做法和長期否認、掩飾、推卸、逃避責任的錯誤狹隘認識的擔憂不斷增加。消除對婦女歧視委員會、消除種族歧視委員會、人權事務委員會、禁止酷刑委員會、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人權理事會若干特別程序任務負責人，以及定期審議人類文化遺產的教科文委員會等聯合國機構組織，相繼通過研究報告、決議和申報評審等多種形式，表明對“慰安婦”問題的立場。2016年5月，中韓等國聯合就“‘慰安婦’的聲音”申報“世界記憶”名錄的消息公布后，日本外務省立即表示反對。這些反彈之強烈，恰恰證明通過聯合國的平臺，最能在“慰安婦”等侵略歷史問題上打到日本的痛處。所以，下一步應繼續堅持聯合國業已形成的正確立場，高舉人權旗幟，占據道義制高點，聯合各種可以團結的力量，不斷鞏固在“慰安婦”問題國際輿論斗爭中取得的積極成果。

第三，有針對性地發揮非政府組織等相關社會團體的作用，使官方外交和民間公共外交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對于安倍來說，參拜靖國神社、歪曲“慰安婦”問題的歷史事實，招致中國的強烈抗議以及韓國拒絕首腦會見等一系列外交被動，固然使其有所忌憚，但在世界多地不斷豎起的“慰安婦”雕塑和中韓等國民間團體聯合申報“世界記憶”的舉動，更加令他芒刺在背。為了響應日本政府“盡全力阻止登錄”的號召，一些否認強征“慰安婦”的日本右翼團體也采取共同申報的方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了名為“‘慰安婦’與日本軍隊的紀律”的申請 ，極力攪局，破壞中韓等國的申報。此次“慰安婦”檔案申請落選后，上述右翼團體立刻表示將“喜悅地回應教科文組織促成的對話” 。這表明未來在“慰安婦”的申遺過程中阻撓力量將繼續發揮影響，而這需要中韓以及菲律賓等昔日受害國家的民間團體進一步深化合作，在官方外交和民間外交兩方面的密切配合下，繼續這場歷史問題的輿論斗爭。

“如果日本不喜歡人們繼續關注‘慰安婦’問題，日本就必須道歉”，“紀念‘慰安婦’的女性雕塑將繼續一座座地豎起。最終，我們將在東京豎起雕像，這樣，就能讓他們經過時說，‘對不起，對不起’。” 這是2017年9月22日，在舊金山“慰安婦”雕像揭幕儀式上，韓國89歲的李容洙面對世界媒體說的一番話。她15歲時就被日軍從家鄉掠走，被迫作了“慰安婦”，后來雖然通過“慰安婦”雕像得到了些許安慰，但仍然在等待日本政府的認罪道歉。這幅場景，充分說明這場歷史問題輿論斗爭的意義：歷史不會忘記，正義自在人心。只有銘記歷史，才能開創未來。（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金 嬴）

（文章轉載自《當代世界》第43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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