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出現社會紊亂甚至失序現象，如債務危機、暴恐頻發、難民危機、選舉出現“黑天鵝”事件、民粹主義高漲、右翼極端主義暗流涌動、種族歧視引發社會抗議和騷亂等。西方社會亂象叢生、治理赤字嚴重，表明資本主義正在出現系統性危機，并成為世界和平與發展的不確定因素。究其原因，對抗式制度體系是導致西方之亂的重要根源。

　　西方資本主義出現系統性危機

　　歷史上，資本主義經歷過多次經濟危機，并在上個世紀導致了兩次世界大戰。二戰之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出現恢復性快速發展，而其內在矛盾和問題也加速積累。20世紀末，日本經濟泡沫破滅，至今未見起色。2002年，擁有上千億美元資產的美國安然公司宣告破產。此時，美國房地產領域的次貸問題已在醞釀新危機，積累著更具破壞性的負能量。一場因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投資基金被迫關閉、股市劇烈震蕩引發的金融風暴，從2007年8月起席卷美國、歐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場，釀成上世紀3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國際金融危機。

　　為應對這次國際金融危機，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紛紛推出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但是，國家公共開支劇增同經濟復蘇乏力、稅收減少的矛盾，又使政府債務進一步攀升。事實上，只要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低于債務膨脹速度，國家支出與國家稅收之間的結構性缺口必然導致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從長遠來看，降低政府債務水平需要削減公共開支和社會福利，但這必然降低民眾生活與福利水平，進而加劇民眾與政府的矛盾，導致社會沖突。為緩解債務危機，一些西方國家試圖通過增稅來平衡財政收支，但這又遇到大財團的重重阻力。如此一來，這些國家就陷入“兩面不討好”的尷尬境地。債務問題使人們開始懷疑通過國家調節避免資本主義危機的傳統方案。實際上，債務問題大大削弱了西方國家應對危機的能力，這是新自由主義“去國家化”和“最小政府”經濟思潮盛行的必然結果。也就是說，這一輪資本主義危機暴露的不單單是市場失靈，還有嚴重的政府失靈。大部分西方國家在應對危機時所表現出的焦慮、慌亂和失序，反映了這些國家因財政狀況惡化而出現的信用危機和治理危機，同時也成為危及當今世界穩定的不確定因素。

　　這一輪危機標志著資本主義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正在褪色。二戰后，西方幾代理論家苦心包裝的所謂西式自由民主和市場原教旨主義價值觀，既在其國內遭到質疑和反思，又在國際上受到越來越多的抵制和阻擊。曾被宣揚為一些西方大國軟實力重要組成部分的價值觀和制度資源正在流失。危機之下，一些西方國家在選舉政治、政黨政治、議會政治、對外政治中的表現，讓人很難將其與人類理想的政治文明聯系在一起。因此，這一輪危機對全世界來說，還是一場生動的政治制度教育課。西方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制度體系運行過程中出現的相互掣肘、漫天許諾、彼此否決、分裂對立等現象，讓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資本主義世界的危機不是局部的、個別領域的危機，而是制度性、系統性危機。

　　西方之亂的對抗式制度體系根源

　　在歐美國家的政治生態中，對抗式制度體系成為治理赤字的重要制度根源。對抗式制度體系由競爭性政黨制度、選舉政治、議會政治、利益集團政治等制度形態組成，其基本假設是制度體系應該建立在對抗制衡和分而治之的基礎上。這套政體模式是在近代歐洲獨特的歷史和國情中形成的，后來雖然出現了一些變體，但基本精神沒有大的變化。按照對抗制衡原理形成的一整套對抗式制度體系，奠定了西方對國家、政府、政黨、立法、司法、央地關系、內外關系等的特殊理解方式，并在此基礎上構建了較為自洽的西方政治學說體系。在西方政治擴張過程中，西方政治學說又用民主和自由等辭藻來修飾和附會這種制度體系。事實上，對抗式制度體系與民主、自由的真諦相去甚遠。在實際運行中，對抗式制度體系往往在空間上表現為一部分反對另一部分、在時間上表現為這一屆反對上一屆，其極端形態就是政治失靈、政治極化或者政治相互否定，從而導致對抗式制度體系的周期性危機，形成所謂的治理赤字難題。對抗式制度體系還是導致極端主義的一個重要根源，因為團體和個體往往需要在極端言論和政策中尋找自己的身份定位。這樣來看，西方社會有今日之亂象就不足為奇了。

　　當今世界一些國家的治理赤字，也同對抗式制度體系的流行有很大關聯。歐美國家以外的不少發展中國家在復制這套制度體系以后，不僅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遭到削弱，還催生和加劇了社會對立、民族分裂、地區隔閡等亂象。可以說，對抗式制度體系被復制到哪里，哪里的社會對立、民族分裂、階層冷漠就會被激活甚至激化。不少發展中國家和一些發達國家都飽受對抗式制度體系的折磨。所謂“民主”“自由”的制度體系如果不是有助于和諧與團結，而是不斷加劇對抗和沖突，人們就有理由懷疑這樣的“民主”“自由”根本不是民主、自由的本義，更不應是人類政治文明的前進方向。

　　對抗式制度體系還表現出排他特點，尤其是政黨變化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遵約效果，大幅降低了國際合作效率，極大增加了全球治理成本。與此同時，破壞國際關系民主化的現象也在增多，許多需要各國合作解決的全球性問題久拖不決或決而難行。英國脫離歐盟的突發性、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的隨意性等，意味著國際不合作行為產生連鎖效應。還應看到，近年來一些國家奉行“本國優先”的原則，也就是為了本國利益可以置各國共同面臨的議題于不顧，甚至采取明顯損害他國利益以及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決策和政策。同時，以結盟對抗和干涉思維處理國際關系的現象仍然存在，妨礙著新型大國關系和新型國際關系的構建。集體行動能力的削弱、單邊主義的上升、結盟對抗冷戰思維的延續，這些對全球治理的改善都不是好事。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本身，正在成為許多全球性合作方案的消極力量。

　　對抗式制度體系在制度設計上造成國內政治和國際關系內在的對立狀態，難以滿足互聯互通時代的合作需求。從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探索的歷史來看，對抗式制度體系是人類社會一項比較糟糕的政治發明。構建國內制度體系和世界治理體系相互適應、相互支持而不是相互抵觸、相互沖突的國際秩序，成為人類在探索更好社會制度道路上面臨的重大課題。面對這一重大課題，面對當今的西方之亂，世界各國都應有所自省和自覺。

　　（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8年01月21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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