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8月14日是世界“慰安婦”紀念日。在這一天，揭露日軍侵華戰爭期間實施“慰安婦”暴行的影片《大寒》重新上映。中國“慰安婦”老人再次走進大眾視野，每每提及她們的經歷，外界無不一片哀痛之聲。鮮為人知的是，有一些人幾十年如一日地默默守護在這些老人身邊。“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張雙兵、中國戰爭受害者“慰安婦”訴訟律師團團長大森典子、訴訟團的中國律師康健以及“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第一人”蘇智良，分別來自山西、東京、北京和上海的他們在機緣巧合下于上世紀90年代初相遇，共同開始中國“慰安婦”問題研究，幫助受害老人狀告日本政府，直至今天。近日，《環球時報》記者采訪這四位中國“慰安婦”老人背后的守護者，聽他們講述這20多年來的風風雨雨。

張雙兵：活著一天，就抗爭一天

《環球時報》記者7月31日在四川建川博物館的工農兵旅館里見到張雙兵時，正值電影《大寒》宣傳期間，舟車勞頓的他趁著活動間隙窩在招待所的床上稍作休息，看見記者立馬起身招待，頭發凌亂，打著呵欠，一臉疲憊。

圖為采訪當日(7月31日)張雙兵在四川大邑建川博物館。李昊/攝。

張雙兵被稱為“中國慰安婦民間調查第一人”。過去36年間，他找到約300名疑似“慰安婦”老人;130余人親口承認并詳細憶述日軍的犯罪經過；127人的故事成為電影《大寒》的創作素材。他還帶領16位“慰安婦”老人分三批進行歷時16年的實名訴訟，要求日本政府公開謝罪并賠償。

2004年6月，張雙兵帶領中國“慰安婦”老人在日本國會舉行索賠會議。

1937年12月至1945年8月，侵華日軍109師團135聯隊侵占山西盂縣期間，在70多個據點設立“慰安所”“慰安窯”“慰安屋”，強征1000多名“慰安婦”，對她們實施極為殘暴的蹂躪和摧殘，導致絕大多數受害者死于日軍殘害。

張雙兵是盂縣西潘鄉羊泉村小學老師。1982年秋，他在一次學生家訪途中碰到“跪在地上割麥子”的老人侯冬娥，意外得知她在“慰安所”的屈辱經歷以及伴隨一生的身心創傷。這讓張雙兵感到無比震驚和氣憤，從此開始尋找中國的“慰安婦”老人。

一聽說哪里有疑似“慰安婦”老人，張雙兵就騎著一輛破自行車挨家挨戶地打聽，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那時候，張雙兵每個月工資五六十元，除去日常生活開銷，一多半都用來調查了，家里人對此很有意見。張雙兵老母親生前常常揶揄他說：“那些‘慰安婦’老人才是你的媽媽呢。”

圖為1998年冬季，張雙兵探望山西“慰安婦”老人李秀梅。

不過，在“名聲大于天”的農村，讓一位女性承認以前當過“慰安婦”比登天還難，調查工作遲遲沒有進展。上世紀90年代初期，張雙兵無意中在報紙上看到日本向戰時中國勞工賠償的報道，這讓他興奮不已，心想：為老人們申冤訴苦的時機到了。經過十幾年的“窮追猛打”，老人們慢慢對張雙兵敞開心扉，家屬們聽說有賠償態度也緩和很多，張雙兵的工作終于得以展開。

然而2007年4月27日，日本最高法院宣布終審判決敗訴。道歉沒了，賠償泡湯，一些老人的家屬遷怒于張雙兵。張雙兵為此受盡各種委屈，遭到過暴力行為，也曾在大年三十接到法院傳票，要求賠償名譽損失費……“唉!”張雙兵長嘆一口氣。采訪時遇到不好表達的地方，他就會嘆氣。那一聲聲的長嘆中，聽上去蘊含了千萬個故事。

記者采訪當天，是《大寒》中第127位“慰安婦”曹黑毛老人的頭七。張雙兵抹著眼淚對記者說：“我徹底沒媽媽了。”更讓他痛苦的是，他“食言”了。張雙兵說，很多“慰安婦”老人在日軍暴行下喪失了生育能力，晚年生活十分凄慘。他曾經承諾過，一定要讓日本政府站出來道歉，并給她們經濟賠償。

“有時候會不會有點兒無奈?”《環球時報》記者問道。“唉，我是無奈得很，不是有點兒!”張雙兵眼中含淚說：“我今年65歲了，有心臟病，身體不好，經常感覺力不從心。可我還是放不下這件事，這輩子都陷進去了。有生之年我一定要給老人們討回公道，活著一天，就抗爭一天!”

大森典子：為了讓日本道歉，我在拼命努力

說到中國“慰安婦”老人的守護者，不能不提到大森典子。她是中國戰爭受害者“慰安婦”訴訟律師團團長、東京町田法律事務所律師。

大森典子來自一個法官家庭，自幼立志成為一名律師。1968年她拿到律師執照時，日本女律師的人數一只手都能數得過來。優秀的大森此前曾在日本最負盛名的東京中央法律事務所工作。這家事務所擅長處理復雜案件，尤其是與憲法相關的。

1994年，大森典子決定幫助中國“慰安婦”受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由此加入日本律師調查團。同年10月，大森典子來到山西實地采訪“慰安婦”。當年這種行為得不到理解和支持，他們不得不在地下室、倉庫等隱蔽的地方輾轉。

彼時日本律師團的人數不少，鼎盛時期超過百人。不過，不少人想著“和這些事扯上關系搞不好能出名”。大森的初衷則單純許多，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我就是覺得必須要為這些事、這些人做些什么。”后來，那些“蹭熱度”的人慢慢都淡出了，大森成為為數不多的堅守者。

大森典子對《環球時報》記者說：“在日本接受正常教育的年輕人，是沒有機會了解日本侵華史的，我本人也是在準備訴訟的過程中，才知道日軍做了如此慘絕人寰的事情。”

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之前，大森剛出差回來。70多歲的她平時忙于婚姻訴訟、經濟糾紛、繼承問題等法律事務，賺來的錢全部貼補“慰安婦”問題調查訴訟。大森開玩笑說：“我真是個不賺錢的律師，不過我一點兒也不后悔。”

大森典子說，24年來她從沒有產生放棄的念頭。她告訴《環球時報》記者，這些“慰安婦”老人們實名站出來是需要勇氣的，特別是在落后的村莊里。“她們愿意向我講述過去恥辱的經歷，是出于對我的信任，因此我要對她們負責，絕不可以半途而廢。”大森典子說。

盡管日軍犯下的“慰安婦”罪行是歷史事實，但真打起官司遠沒有想象中那么簡單。大森說，訴訟雖然失敗了，但是逼迫日本政府承認了這一犯罪事實是一個很大的成果。此外，中國“慰安婦”老人出庭指證，足以證明日軍的暴行遠不止于韓國、東南亞國家等地，中國人民也未曾幸免，這填補了法律訴訟上的一項空白。

談起未來，大森典子堅定地對《環球時報》記者說：“為了讓日本政府道歉，我在拼命努力!希望她們看到我的努力，我會繼續堅持下去，讓更多日本人了解歷史真相。”

康健：不要以為受害者去世這些事就完了，沒完!

北京方元律師事務所主任康健還有另外一個身份——中國“慰安婦”對日訴訟律師團成員。她23年間跑遍山西、海南、遼寧等省份，義務幫助日本律師調查中國“慰安婦”老人情況，并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

1995年9月，聯合國世界婦女大會在北京舉行，康健作為中國女律師代表參會。在一場座談會的尾聲，日本女律師大森典子突然提出要向中國“慰安婦”訴訟案提供法律援助，但身為外國律師有些不便，于是向中國律師尋求幫助。當時會場上一片寂靜，康健便主動請纓。她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本以為就幫忙調查一次，沒想到一干就是一輩子。”

經日本律師團介紹，康健和張雙兵開始書信聯系。康健在第二封信中告訴張雙兵：1996年3月，她要去山西實地調查“慰安婦”的情況。

在山西盂縣西潘鄉羊泉村的“慰安婦”老人劉面換家，老人憶起當年的悲慘遭遇抱著康健號啕大哭：“我不干凈啊!我這一輩子都不是人啊!”1943年，3名日本兵闖進劉家要帶走16歲的劉面換，她誓死抵抗，被日軍用槍托砸斷左肩膀，強行拉到駐地監禁40多天，落下終身殘疾。

讓康健痛心的還有侯巧蓮老人。當年有人告訴日本兵她父親和八路軍有聯系，父女二人因此被一起抓走。日本兵先將他們一頓拷打，然后把他父親塞進土炕的炕洞里，在炕上強暴了年僅13歲的她。

康健對記者說：“事發幾十年后，一些老人都還認為是她們的錯。在沒有外人的房間里，她們是趴在我耳邊說的這些遭遇。對她們而言，這都是見不得人的丑事。”

家人把侯巧蓮老人贖回來后她精神失常了，養了很久才恢復過來。大約在1998年，侯巧蓮到日本出庭，回家時路過北京，康健便帶她去天安門和故宮看了看，當時老人很高興。幾個月后，老人就過世了。“我現在說起這些事兒來還是后背發涼，身體哆嗦，真讓人氣憤啊!”康健告訴記者，“當時我就決定，不能轉身離開，一定要幫她們到底!”

康健前前后后去日本出庭50多次。今年65歲的她還在四處奔波，每年都給日本政府寫敦促函，提醒他們正視歷史。此外，她還積極參與到“慰安婦”的申遺工作。康健說：“民間組織的力量還是比較弱的，但我們必須持續發聲。不要以為受害者去世了這些事就完了，沒完!”

蘇智良：每個人都應該為“慰安婦”做點什么

上海師范大學“慰安婦”研究中心主任蘇智良開始這項研究純屬巧合。1992年至1993年，蘇智良正在東京大學做訪問學者，有位日本學者聽說他來自上海，問他：“日軍第一個‘慰安所’就在上海，你知道嗎?”

“盡管我專門做過上海的歷史研究，但關于‘慰安婦’這部分當時完全不了解。而這恰恰又是作為中國人有責任深入鉆研的領域。”蘇智良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說。

1993年回國后，蘇智良開始“慰安婦”的歷史調查研究。他最初預計上海有4個“慰安所”，可后來得到確認的竟超過180個。蘇智良說：“在戰爭狀態下，能夠記錄下來的只是冰山一角，實際數字恐怕多得多。日軍自上而下推行‘慰安婦’制度，還有很多受害者被抓到沒掛牌子的‘慰安所’，或者據點、炮樓等地。”據蘇智良介紹，我國在世的“慰安婦”老人原來有14人，隨著曹黑毛老人今年7月離世，還剩下13人。不過前不久，湖南一對90多歲的彭仁壽、彭竹英姐妹首次公開“慰安婦”經歷，現在應該是15人。蘇智良對《環球時報》記者說：“我們統計‘慰安婦’受害者的工作開始得晚了，如果在三五十年前鼓勵她們站出來申冤的話，肯定比現在多得多。”

蘇智良為“慰安婦”研究堅持20多年，支撐他的動力是什么?蘇智良告訴記者：“在延續幾千年的中華民族中，總得有人出來做點事情。‘只問耕耘，不問收獲’，作為學者，就要把這段歷史詳實地記錄下來。”

距離2007年的終審判決已經過去11年，中國“慰安婦”老人得到日本政府謝罪和賠償的可能性還有多大?蘇智良說，反人道的罪行永遠可以追究責任，中國民間依然具有訴訟索賠的權利。他堅信，“總有一天會討回公道，只是不知道這一天什么時候來”。在蘇智良看來，在某種程度上，“戰爭并沒有結束”。因為這場戰爭影響的不僅是“慰安婦”受害者及其那一代人，還有后來人甚至是現在的年輕人。

談到電影《大寒》，蘇智良對記者說，雖然這部片子有欠缺，但這也是一種記錄的方式。“畢竟每個人都應該為‘慰安婦’做點什么，哪怕只是拍個片子，寫篇報道。”【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 邢曉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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