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6日，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一名美軍士兵用槍指向一名阿富汗男子。 　　新華社/法新

當今世界，有一個頭號危險分子時刻在攪弄風云。出于一己私利，這個危險分子屢次對外發動軍事行動，動輒揮動經濟制裁大棒，把同盟體系玩弄于股掌之上，疫情期間還大搞政治操弄，肆意踐踏國際法與國際秩序……如此黑幫做派的國家，就是美國。

“美國優先”深植在美國的政治基因中。早在1891年，美國共和黨就把“美國優先，世界第二”納為選舉理念。在此后的130年里，這一理念持續煽動美國對外掠奪，最終讓美國成了全球公共治理的最大威脅。如今，是時候讓國際社會清算美國這個黑社會老大犯下的種種罪惡了。

極端利己

犧牲他國利益滿足美國私欲

2003年3月20日，數百枚美軍“戰斧”式巡航導彈飛向伊拉克首都巴格達，美國在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情況下正式向伊拉克發起軍事行動。在這場戰爭爆發18年后，今年4月，美國副總統哈里斯在參加活動時親口承認“持續數年和數代人的戰爭是為了爭奪石油”。《衛報》稱，早在“9·11”前，美國政府就發布能源安全報告指出，伊拉克把控中東石油市場可能造成美國能源價格波動，應立即對伊拉克進行軍事、能源審查，這暴露了美國對伊拉克覬覦已久。

類似的情形也出現在敘利亞、利比亞、也門等其他國家。敘利亞石油和礦產資源部長巴薩姆·圖馬今年3月接受敘國家電視臺采訪時稱，美軍如海盜一般，盯上了敘的石油財富。目前，美國控制著敘東北部90%的原油資源，同時阻止基本物資進入敘利亞。

在他國制造災難，儼然成為美國獲利的手段。據不完全統計，1945年到2001年，世界上153個地區發生248次武裝沖突，其中美國以“人道主義”“宗教自由”“反恐”等為借口發起201場，約占全部的81%。在恐怖主義的認定上，美國將是否符合自身利益作為唯一衡量標準，偏袒甚至扶植親美的恐怖組織，打擊其他恐怖勢力。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周方銀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國家追求本國利益無可厚非，但美國的問題在于一面赤裸裸地追求國家利益，一面宣稱代表國際公平正義，甚至不惜犧牲別國利益來實現美國的目的，暴露出美式外交的虛偽性。

利用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主導地位向他國轉嫁危機，是美國的另一個慣用伎倆。美國林賽集團高級顧問約瑟夫·沙利文今年5月在美國《外交政策》雙月刊網站撰文指出，“美國優先”政策正在向全球散播痛苦。為了提振美國國內經濟和股市，美聯儲近期開啟無限量化寬松，向金融系統增發數萬億美元新資金，導致以美元計價的糧食等全球主要大宗商品價格出現歷史性上漲。這一輪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對窮人造成最沉重打擊，迫使不少發展中國家在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沖擊的同時，還要應對饑餓問題。

美元霸權始于1944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至今仍是美國掠奪全球資源的“利器”。1971年8月，美元與黃金脫鉤，隨后美國立即通過石油輸出國組織將美元與石油綁定，維持美元國際儲備貨幣和國際結算貨幣地位。長期以來，美國根據自己的經濟周期切換“開閘放水”和“關閘斷流”模式，依賴外資、債務龐大的新興國家成為美元漫灌和回流過程中的最大受害者。此外，歐元誕生后，在世界貿易結算中比重不斷上升，但也不時遭到美國打壓。

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所研究員袁征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出，“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是美國民粹主義、種族主義等國內矛盾交織的結果，與美國綜合國力日趨衰落、美國精英階層和民眾的焦慮感普遍上升有密切關聯。在自信下滑的情況下，美國越來越不愿承擔國際義務、提供國際公共產品，轉而把更多精力放在國內，實行本國優先的戰略收縮政策。

一場疫情，進一步放大美國極端利己的真面目。《華盛頓郵報》7月13日發文稱，美國大量囤積新冠疫苗，導致數百萬劑疫苗即將變質過期。此外，盡管沒有證據表明民眾需要增加注射劑量，美國還是購買了約2億劑莫德納疫苗“囤貨”。與此同時，美國對外疫苗援助卻停滯不前。美聯社的一項統計顯示，截至7月1日，美國僅向10個受援國家和地區發出了不足2400萬劑疫苗，遠未達到此前承諾的6月底前為全球提供8000萬劑新冠疫苗的目標。

對外捐助有限，但附加條件不少。8月2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表示，他決定續簽菲律賓與美國的《訪問部隊協議》，只為交換美國捐贈的300萬劑莫德納疫苗。另據西班牙《世界報》網站3月18日報道，美國政府計劃向墨西哥提供25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以換取墨西哥加強對其與危地馬拉邊境非法移民的控制，該地截至3月已出現無證越境入美者超過10萬人。

澳大利亞洛伊解讀者網站評論稱，美國應對疫情缺乏全球領導者作用，甚至在危機中出于本能尋求單邊優勢，表明“美國優先”嚴重扭曲了美國的價值觀。

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副研究員張春滿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美國長期奉行本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始終秉持利己主義、現實主義和零和博弈的思維。此前，美國政界和學界擅長用巧妙話術對“美國優先”進行精美“包裝”。然而，自上屆政府執政后，美國的霸權戰略越發露骨。這既反映出美國外交政策水平的下降，也說明國際社會對美國的認識更加透徹。

拉幫結派

利用同盟體系挑起國際爭端

美國大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把黑惡勢力的派頭學了十足。二戰以來，在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科索沃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美國發動的所有主要海外軍事行動中，都能看到西方盟友與美國共謀施暴的影子。今年3月，美國反戰組織“粉色代碼”發布報告稱，過去20年，美國同北約等同盟持續不斷對他國進行轟炸，平均每天投下40多枚炸彈和導彈。2001年以來，美國及其同盟共投下32.6萬枚炸彈和導彈，集中在中東等地區，伊拉克、利比亞、敘利亞、阿富汗和也門是受襲最嚴重的國家。

美國及其盟友軍事化掠奪導致難民激增。伊朗學者娜扎寧·阿爾馬尼安在西班牙《公眾報》撰文指出，冷戰結束以來，美國領導的多場戰爭迫使近5600萬人離開他們在中東和非洲的家園。美國大西洋理事會的非洲問題分析師彼得·法姆認為，北約實施非洲軍事化的目標之一，就是對非洲油氣資源和其他戰略資源獲得壟斷或優惠待遇。

不過，美國的同盟體系看似前呼后擁，實則貌合神離，因為“美國優先”政策持續損害同盟的互信基礎。冷戰后的30年，美國是全世界使用經濟制裁手段最多的國家，制裁“大棒”多次瞄準盟友。美國格信律師事務所2020年底發布的數據顯示，上屆美國政府在2017年至2020年執政期間，實施超過3900項制裁措施，平均每天對外實施3項經濟制裁手段。制裁對象不僅有伊朗、敘利亞、古巴和委內瑞拉等國，還包括英國、德國、法國、日本等盟友，可謂“不分敵我”無差別攻擊。加拿大廣播公司稱，上屆美國政府還對加拿大、墨西哥和歐洲國家征收鋼鋁關稅。

周方銀指出，美國與盟友間始終是不平等的同盟關系。美國在日本、韓國、澳大利亞和部分歐洲國家的領土上駐軍，要求被駐軍國家支持美國的全球戰略。而且，美國的駐軍往往不受當地法律的約束，享有變相的“治外法權”。冷戰結束后，世界上多數國家并不面臨迫切的安全威脅，美國以提供軍事庇護為理由號令盟國，已顯得不合時宜。冷戰前，歐洲國家雖然通過美國“馬歇爾計劃”等獲得過經濟援助，但冷戰結束后，美國對盟友的經濟“輸血”作用越來越不明顯，美國與盟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不平衡。

“美國一邊積極利用盟友，一邊加強對盟友的控制和限制，防止盟國發展得過于強大，而且，有意強化盟國在防務問題上對美國的依賴，防止盟友脫離美國控制。當前，美國對歐洲深化防務合作的努力就頗為戒備。”周方銀說。

拋棄盟友、過河拆橋，這種事美國也沒少干。獨立戰爭期間，美國苦求與路易十六執政的法國結盟，戰爭結束后又迅速與英國媾和，達成有損于法國利益的和平條約，陷路易十六政權于困境。1975年，美國拋棄南越盟友，西貢被迅速攻陷，美國緊急撤僑。2019年，美軍斷然撤離敘利亞北部、拋棄盟友庫爾德人。

袁征表示，二戰結束后，同盟體系一直是美國霸權的支柱之一，美國不會輕易放棄。但在“美國優先”的理念指導下，美國越來越不愿意承擔對盟友的義務，反而要求盟友承擔更多責任，加劇了盟友不滿。與此相對應，盟友的獨立性也在上升。

“在同盟體系內部，美國把盟友分為三六九等，其中西方盟友為‘近鄰’，美國會刻意淡化與其主從關系；日本、韓國等東亞盟友是‘遠親’，美國會不定期強化與其不對等關系。”張春滿說，美國真正的鐵桿盟友非常少，大部分盟友都迫于美國霸權，不得不配合美國。美國對此也心知肚明，因此美國從不會真心為盟友的利益考慮，只會基于美國利益，與盟友進行適當的利益交換。”

“‘美國優先’的外交做派就像21世紀‘皇帝的新衣’，即使部分盟友不敢或不愿意說破，國際社會也已經對美國的狹隘利己主義本質看得一清二楚。”張春滿說。

踐踏公理

奉行單邊主義干擾全球秩序

美國從來不守規矩。在“合則用，不合則棄”的邏輯指導下，一旦國際規則制約本國利益，美國就大搞“退群”“毀約”的把戲。

上屆美國政府執政期間，美國接連退出多項國際多邊機制：2017年1月，以不符合美制造業利益為由，宣布退出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2017年6月，宣布退出巴黎氣候協定，重啟化石燃料開采計劃；2017年10月，以會費為借口，宣布退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2017年12月，宣布不再參與聯合國主導的《移民問題全球契約》制訂進程，稱其“損害美國主權”，隨后大幅收緊移民政策；2018年5月，宣布退出伊核問題全面協議，稱該協議是“史上最吃虧協議”；2018年6月，稱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無法有效保護人權”，宣布退出該組織；2020年4月，停止資助世衛組織，7月宣布退出該組織；2020年11月，宣布正式退出《開放天空條約》。

本屆美國政府今年初上臺后，立即宣布重返世衛組織。然而“入群”第一件事，就是威逼世衛組織推翻中國—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啟動針對中國的所謂“二次溯源”。“今日俄羅斯”網站評論稱，由于受到華盛頓強加的地緣政治因素干擾，世衛組織無法連貫運作。

“美國單方面撕毀國際協定、退出又重返國際組織等行為，是對國際法與國際秩序權威的最大威脅，削弱了各國對國際秩序約束力的信心，這種破壞性影響將長期存在。”周方銀說。

干擾國際組織運行，美國早有罵名。據美聯社報道，2020年3月，國際刑事法院批準調查美軍事和情報人員在阿富汗所涉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美國旋即對調查人員實施經濟制裁和入境限制。國際刑事法院指出，此舉“試圖干涉國際刑事法院的司法獨立性”。

更有甚者，美國以強權踐踏公理，嚴重違反國際法的基本準則。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繞過聯合國安理會，悍然入侵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78天的持續轟炸，造成8000多平民傷亡，近100萬人淪為難民。期間，北約動用了國際公約禁止的集束炸彈和貧鈾彈，導致當地癌癥和白血病發病率激增，嚴重破壞當地乃至全歐生態環境。2000年3月，聯合國駐科索沃維和部隊確認，美軍為摧毀南聯盟的坦克和防御工事，共發射了31000顆貧鈾彈。

如此無法無天的美國，卻處處以“國際法捍衛者”自居，動輒搬出“國際規則”，對他國實施長臂管轄。至今，美國沒有簽署經大多數國家同意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卻常借該公約內容，對中國南海問題妄加指責，甚至把先進艦機開進南海。今年3月，聯合國人權高專辦發表報告，批評美長期依據其國內法，對他國施加制裁，侵犯了中國、古巴、海地、伊朗、尼加拉瓜、俄羅斯、敘利亞、委內瑞拉、津巴布韋等國人權。

“疫情期間，美國自身抗疫不力，卻大肆甩鍋推責，用污名化他國的方式傳播政治病毒，大搞疫苗民族主義，國際形象幾乎崩塌殆盡。”張春滿說，“曾經，國際社會信任美國是‘問題解決者’；如今，美國自身已經淪為‘麻煩制造者’，為全球公共治理所作貢獻越來越少。”

惡習難改

固守零和博弈維護自身霸權

疫情暴發后，美國不但未能促進全球合作抗疫，反而抱定冷戰思維，迷信零和博弈，變本加厲污名化中國，為轉移抗疫不力責任而不惜踐踏國際公平正義。8月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外委會共和黨首席成員麥考爾發布所謂“新冠病毒溯源報告”，試圖推翻中國—世衛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報告的科學結論。據路透社報道，今年4月，美國政府還讓情報機構上陣追查病毒源頭，企圖炮制“中國實驗室泄漏論”，繼續渲染所謂“中國威脅”，為其擴張軍力、增加軍費、謀求地區霸權找借口。

近年來，美方有意把南海問題作為挑撥中國與東盟國家關系、抹黑中國形象的“抓手”。美國一方面頻繁在南海開展所謂的“航行自由”、聯合日本等盟國加強軍事部署，另一方面指責中國“自我孤立”，無理要求中國“遵守法規”。據不完全統計，2017年至2020年，美國在南海的“航行自由行動”次數多達15次。據美國之音電臺網站報道，美國宣布從8月2日起在印太地區舉行近1個月的大規模軍事演習，英國武裝部隊、澳大利亞國防軍和日本自衛隊將參與作戰演習。報道稱，美國視中國等為競爭對手，將以同盟體系作為展開大國競爭的主要手段。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主流，美國卻仍然癡迷做‘世界領導者’，繼續固守同盟體系，甚至強化北約軍事同盟和‘五眼聯盟’，大搞新的‘四國機制’，這種霸權主義做法和時代大潮相背離，給地區和平與安全帶來不穩定因素。”袁征說，“‘美國優先’大行其道，使現有國際規則、多邊機制受到空前沖擊。長此以往，美國狹隘自私的內外政策必將削弱美國軟硬實力，加快國際力量的重新組合，最終加快美國霸權的衰落。未來，各國應在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框架下進行協商，和平解決國際紛爭。”

“美國挑起國際爭端的慣用手法就是制造、利用國家間矛盾。”周方銀說，“國際社會應旗幟鮮明地反對美國霸權行徑，堅定走務實合作、共同發展之路，共同維護國際規則，不給美國以政治操弄之機。害怕美國淫威的國家也應團結一致，增強政策自主性，避免跟隨美國亦步亦趨。”

“盡管本屆美國政府上臺后向國際社會高調宣示‘美國歸來’，但美國在國際社會發揮作用的意愿和能力在急劇下降，國際格局‘東升西降’日益顯著，依靠美國加強全球治理的時代似乎正在遠去。”張春滿說，“今后，美國會更直接地把本國利益放在優先考慮的范圍，繼續奉行零和博弈的外交邏輯。在此情況下，國際社會需要真正團結在一起，摒棄20世紀的冷戰思維，擁抱21世紀的全球共同發展新理念。新興大國要積極發揮作用，承擔全球治理責任。同時也要對美團結斗爭，敦促美國同各國一道，尋找務實解決方案，共同應對疫情、氣候變化、經濟復蘇等非傳統安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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