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主席習近平7月28日晚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這次通話，時間特殊，全球矚目。通話中，也出現了一些特殊的表述：“坦率”溝通和交流，“重點闡述了”臺灣問題，“大國職責”，“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如何透過這些細節理解中美關系走向？

譚主特邀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徐步、外交學院副院長高飛、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吳心伯和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執行院長朱鋒等多位權威專家解讀。

譚主：在本次中美元首通話前，美方頻頻釋放消息。美方為何如此積極甚至迫切？

徐步：中美關系目前面臨很多困難和挑戰。美國經濟面臨嚴重困難，通脹居高不下，國內民怨不斷累積。同時，世界經濟發展面臨嚴重的困難，烏克蘭危機的外溢影響不斷增大，世界范圍內的糧食短缺和能源危機嚴重阻礙經濟復蘇。因此，拜登政府急于與中國溝通，尋求改變目前困境的方法。更為突出的是，中美關系還沒有走出美國上一屆政府制造的困境，反而遭遇越來越多的挑戰。特別是美國一些人向臺獨勢力發出錯誤信號，使得中美關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甚至爆發前所未有的危機。

吳心伯：美方從5月份就開始推動此次通話。美方如此積極甚至迫切，與俄烏沖突有關系。一開始美國希望中國站到美國一邊，在“希望落空”后，又擔心中國對俄援助，尤其是軍事援助。另一方面，拜登也有其它外交考量。在朝鮮半島、伊核問題上，美國都需要加強與中國溝通。美方的行為具有比較明確的利益導向，當美國有利可圖之時，就會放下身段，主動要求溝通。

譚主：此次通稿強調，兩國元首進行了“坦率溝通和交流”。應該如何理解用“坦率”來形容此次的元首通話？

高飛：傳統外交語言講求委婉含蓄。然而，當前國際局勢處在動蕩變化之中，疫情延宕、經濟不振、熱點頻發，雙邊關系中也有很多問題亟需得到解決，坦率的交流和坦誠深入地交換意見，有助于雙方了解對方的想法，這對于中美雙方克服障礙找到一條有效路徑，解決雙邊關系中的難題，合作應對全人類面臨的共同挑戰，都具有重要意義。

吳心伯：“坦率”意味著兩國元首把需要談的問題，談到位了。中方在兩個議題上，與美方坦率交換了意見。一是中方指出，美國用戰略競爭來定義中美關系，把中國看作美國的主要戰略競爭對手，是對于中美關系和中國發展的誤判，而美國現階段對華政策，正是以此誤判為出發點。

第二個是臺灣問題。臺灣問題是中美關系的核心議題。就此，中方向美方充分表達中國立場，表明中方底線，尤其強調了民意不可違，14億中國人民是堅決反對臺獨的。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后果將會非常嚴重。

譚主：談及臺灣問題，中方用詞非常清晰直白，包括“歷史經緯明明白白”，“事實和現狀清清楚楚”，“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這種相較以往比較罕見的語態說明了什么？

高飛：今年以來，美國圍繞臺灣問題做了許多不應該做的事情，嚴重損害了美國政府的公信力，阻礙了中美關系重回正軌。臺灣問題事關中美關系的基礎。現在，美國一些政客在臺灣問題上做文章，顯然打錯了算盤。這次通話中針對臺灣問題的表態，向美方傳遞了明確的信息。中國對美國在臺灣問題的小動作，看得清楚明白，也做好了充分準備。臺灣這張牌不好玩，也不好打！如果這張牌繼續打下去，將會對美國自身利益和中美關系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

徐步：結合當前形勢判斷，臺灣問題實際是此次中美兩國元首通話的重中之重。

中方此次在臺灣問題上的表態非常直白，也與以往有明顯不同。中方的態度表明了中方對當前事態嚴峻性的看法，也是中方力圖向美方明確傳遞，不要誤判和誤讀中國政府和人民在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方面的堅定意志和決心的信號。如果美方還用25年前，美國時任眾議長金里奇“訪問”臺灣的心態，來看待如今的佩洛西“竄訪”臺灣事件，則是對歷史的嚴重誤讀、對現實的錯誤認識和對中國政府與人民堅定決心的嚴重低估。

譚主：這是中美今年以來第二次元首溝通。在3月份的中美元首通話中，美方再次承諾“四不一無意”，但過去幾個月，美方并未按照承諾落實元首共識。這是否意味著本屆美國政府已經喪失國家信用？這種信用的喪失，是否會進一步反噬美國外交政策和加劇全球信任赤字？

吳心伯：美國政府的信用在特朗普執政的四年時間里，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流失。美國的國際信用，不僅包括與中國的關系，也包括與自己盟友的關系和在國際機制中的信用，都出現了嚴重流失。

本屆美國政府上臺之后，希望修復美國的國際形象，重返國際機制，在處理中美關系的時候，聲明不希望與中國打冷戰，不與中國發生沖突。但是，本屆美國政府的最大問題在于，履行承諾的政治意愿不足，能力欠缺。

政治意愿不足是因為本屆美國政府決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國國內政治牽制。美國政府內部分為價值觀派、戰略派、商業利益派和全球治理派，這四個派別對華問題的訴求是分裂的，所以本屆美國政府的外交信用大打折扣。

譚主：通稿中強調了中美兩個大國的職責。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大國職責”一詞？

吳心伯：中方在看待中美關系的時候，一向從大格局出發，并非就“雙邊關系”談“雙邊關系”，而是將中美關系置于地區和世界的大范圍內。目前，世界面臨安全和發展兩大赤字，美國和中國作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以及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應該共同發揮引領作用，維護世界和平，促進發展繁榮。

反觀美國，在處理雙邊關系時，狹隘地關注自身利益，只著眼于如何維護自身霸主地位而忽略世界其它國家利益，并非真正負責任大國所為。中方希望用大格局來引導美國，跳出以狹隘的自我國家利益，考量中美關系。

徐步：“大國職責”體現了中國的天下情懷和使命擔當。目前，全球貧困人口不斷增多，新冠肺炎疫情持續肆虐蔓延，逆全球化勢頭日益上升，世界安全面臨諸多挑戰。

與美國狹隘自私的做法不同，中方著眼于推動世界各國的共同繁榮，著眼于建立一個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世界，習近平主席提出了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中方的一系列主張和倡議，適應了時代發展的潮流，呼應了國際社會廣大人民的普遍訴求。

朱鋒：中方對今天國際局勢的審讀和判斷，不僅向國際社會提供了中國聲音和中國力量，也反映了中國在面對世界政治經濟不確定情況下的強烈擔憂。

目前，世界出現了自1945年二戰結束以來非常罕見的危機態勢，而這種危機態勢是多種因素的疊加。

第一個因素是持續了三年的新冠肺炎疫情并未完全結束；

第二個因素是氣候變化。各國如何努力實現節能減排的國家責任，國際社會如何面對全球性挑戰問題，對整個世界的和平和發展來說是巨大的責任和挑戰；

第三個因素是地緣沖突與對抗。今年2月爆發的烏克蘭危機，加劇了世界價格、食品和能源危機；

第四個因素是拜登政府的對華競爭戰略。拜登執政之后，反而進一步利用美國所謂的安全地位，打壓中國崛起。美國此種行徑，給世界的產業鏈和供應鏈，包括價值鏈的未來穩定，帶來新的打擊與挫折。

針對現狀，中國的解決方案就是基于國際社會各個國家和所有人民的共同利益，進一步促進和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全球治理機制，加強在多邊主義基礎上各個國家之間合作協調和共同行動。

譚主：中方曾表示美國的世界觀出現了嚴重偏差。我們如何理解“世界觀”偏差？作為大國，“世界觀”出現偏差的美國還將給世界帶來哪些不確定性？

吳心伯：美國一直認為自己依舊是世界“霸主”，但是，無論是國際力量的對比，還是美國的國際信譽度和領導力，都發生了巨大變化。

從美國的“中國觀”來看，美方將中國定義為最主要的戰略競爭對手本身就是錯誤的，因為中國在很多方面是美國的重要伙伴。在這樣的“中國觀”影響下，美國對華政策以“競爭”為主，也就是錯誤的，因為美國忽視了中美之間有許多可以合作的領域。美國的這些觀念，都不符合世界發展和中美關系的現實。

美國的“偏差”世界觀將會給世界帶來多重風險和挑戰。第一，美國以“大國戰略競爭”視角看待中美關系，會造成大國的沖突。美國在印太地區加大對中國的戰略壓力，可能造成中美在西太平洋發生沖突。

第二，美國在世界的地位和影響力下降以后，可能導致它對現有的全球治理機制采取破壞性的辦法。在特朗普政府時期，美國退群，并造成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癱瘓，破壞了全球治理。

第三，美國實際上希望在世界范圍內重新劃線和制定規則，拉小圈子，從而造成世界的進一步分裂，給世界和平穩定發展造成巨大沖擊。

徐步：美國世界觀的嚴重偏差體現在很多方面。第一，美國按照自身長期奉行的強權政治和霸權主義思維方式看待世界。在美國人看來，國強必霸，大國關系的宿命，就是“修昔底德陷阱”，這種零和博弈思維極大地制約了美國精英們客觀理性看待美國與其他國家的關系。

第二，美國的世界觀的偏差，表現在從自身的道德、價值觀、制度和文明優越感出發，同外部世界打交道。美國謀求把自己凌駕于其他各國人民之上的“優越感”心態，完全違背了不同文明、膚色種族之間應有的平等。

第三，美國的世界觀的偏差表現在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發展總表現出極度的恐懼和焦慮。這種思維方式和行為模式越來越走到世界上廣大國家和絕大多數人民的對立面。同時，在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下，美方對中國的發展壯大也產生日益濃重的恐懼、焦慮和嚴重的曲解，對中美關系的互動發展也產生嚴重的戰略誤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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