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5周年。1978年8月12日，中日兩國以條約形式確認了1972年《中日聯合聲明》的各項原則，這標志著中日邦交正常化法律程序的最終完成，為此后中日關系的全面發展奠定了政治基礎。《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確立的一系列核心原則成為處理中日關系必須恪守的遵循，條約精神在中日關系不同歷史時期得到繼承并不斷發展，對中日處理矛盾分歧發揮了根本規范作用。當今形勢下，條約核心原則更顯示出重大時代價值，是一筆值得我們倍加珍惜、進一步挖掘其深刻內涵用以引領中日關系健康發展的寶貴財富。

條約中，中日雙方鄭重承諾：“中日兩國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基礎上，發展兩國間持久的和平友好關系；任何一方都不應在亞太地區或其他地區謀求霸權，并反對任何其他國家集團建立這種霸權”。其中，“或其他任何地區”是在1972年聯合聲明基礎上新增的表述。對照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加速演進，美國執迷單極獨霸，制造陣營對抗，利用種種“小多邊”推進“印太”戰略，打造美日印澳“四邊機制”、美英澳聯盟。日本右翼保守勢力亟欲“引北約入亞太”，助美實現兩洋同盟體系戰略對接。這些都是不折不扣的集團霸權行徑，是為《中日和平友好條約》所堅決反對的，也是違背日本自身承諾的。

關于臺灣問題，1972年聯合聲明寫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重申：臺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國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國政府的這一立場，并堅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條的立場”。繼而在條約寫入，“雙方確認《中日聯合聲明》是兩國間和平友好關系的基礎，聲明所表明的各項原則應予嚴格遵守”。至1998年《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寫入，“日方繼續遵守在中日聯合聲明中表明的關于臺灣問題的立場，重申中國只有一個。日本將繼續只同臺灣維持民間和地區性往來”。至此，日方明確表述了一個中國的官方立場，而且，“重申”等于追溯確認了聯合聲明中一個中國的含義；對日臺發展關系的限定也明白無誤——“民間和地區性往來”。這些都排除了日本對臺發展官方關系的法律空間，限制了日本插手臺海問題的政策選項。

2007年12月28日，時任日本首相福田康夫在北京與溫家寶總理會談，就臺灣問題進一步闡明了日方“四不”立場：不搞“兩個中國”或“一中一臺”；不支持“臺獨”；不支持臺灣加入聯合國；不支持臺灣當局搞“入聯公投”。根據條約，中日相互承諾“用和平手段解決一切爭端，而不訴諸武力或武力威脅”，但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絕非中日之間的“爭端”。日本個別政客鼓噪“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甚至公然竄臺鼓動戰爭，既是對條約原則的刻意歪曲，更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直接違背了中日“互不干涉內政”的相互約定。

《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45年來，兩國關系歷經風雨，在坎坷中取得發展，守住了和平共處、互利合作的底線，這歸因于雙方總體堅持了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確方向。45年后的今天，中日關系面臨的內外形勢更加復雜嚴峻，堅定維護條約確立的一系列核心原則更顯示出重大現實意義。我們重溫締約初心，為的是忠實履行條約義務，雙方應在歷史、臺灣等涉及中日關系基礎和兩國間基本信義的問題上重信守諾，旗幟鮮明地反對以鄰為壑、挑動陣營對抗的霸權主義行徑。正如2015年5月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會時所指出的那樣，“德不孤，必有鄰”，只要中日兩國人民真誠友好、以德為鄰，就一定能實現世代友好。

締約45周年是中日關系的里程碑，更是新起點。中日兩國各界應以此為契機，凝聚共識，匯集合力，落實2022年11月兩國領導人在曼谷會晤時達成的重要共識，為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共同不懈努力。中日關系的健康穩定發展需要建立在廣泛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需要通過擴大、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來實現。同樣是在45年前，中國開始實行改革開放。中日兩國基于各自經濟社會發展內生需求所產生的合作愿望，成為締結和平友好條約的強大動力，也為此后中日關系的全面發展提供了豐富內涵。當前，世界經濟復蘇乏力，全球性挑戰日益凸顯，糧食、能源、金融、產供鏈等安全風險交織疊加，中日關系面臨新挑戰，而合作也面臨新機遇，特別是在經濟社會政策、全球地區治理、綠色轉型領域，探索重構基于結構性互補的深度合作關系更是擁有巨大潛力。雙方應從兩國人民根本利益和國際社會共同福祉出發，排除阻力和干擾，唱響合作共贏主旋律，構建契合新時代要求的中日關系。

（作者是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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