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由中國領導人的單方面倡議變成中美兩國高層的共同愿景，實屬不易。此前，基本是美國出招，中國接招；現在，則是中國提出倡議，美國積極呼應。背后所反映的，不僅是兩國力量對比的重大變化，也是中國話語權的提升。近期，學界也掀起了研究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的熱潮。

細加考察可見，學者們關于新型大國關系的論述，目前尚未超越領導人、倡導者的認識水平，或觀點重復，或就事論事。而兩國政策執行層在談及新型大國關系時，也簡單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當成中美關系的另一種說法。果真如此，則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之構建恐將流于形式。

美國方面，更出現借新型大國關系之“新瓶”裝中美關系之“舊酒”的趨向。比如，美國總統國家安全顧問多尼倫前不久稱，中美能否構建這種新型關系，取決于中方是否在經貿、軍事、朝核、網絡等問題上與美國展開實質性合作。

看來，新型大國關系之構建，理論創新不僅必要，而且必須。

目前，國際社會有關大國關系的理論框架，西方現實主義仍占主導。該理論以“國家實力”論英雄，認定崛起國必然通過非和平手段挑戰既存霸權，而霸權國也必定以暴制暴，從而陷入所謂“大國政治的悲劇”。據此觀察中美關系，自然會得出結論認為，即使今天雙方在打太極拳，遲早也難逃戰略沖撞的歷史宿命。新型大國關系倡議之所以令人振奮，就在于它直面這一西方經典論題，并決心開創一套前無古人的新理論體系，為中美關系的長期和平穩定尋找理論依據。而這是完全有可能的。

首先，中美是兩個特殊的大國。中國不僅是文明古國，而且中國革命和改革的成功走的都是中國道路，對內科學發展、對外和平發展、與全球共同發展，是中國幾十年摸索出的獨特發展經驗。中國走一條新型崛起大國之路是完全有可能的。同樣，美國也是“例外的”，不僅開創了近代以來實現和平崛起的先例，而且具有極強的包容吸納能力。從理論上探索兩國國情的特殊性以及價值觀的相通性，是構建新型大國關系的重要前提。

其次，當今時代是個特殊的時代。政治多極化、經濟全球化、文明多樣化、社會信息化、威脅多元化等“五化”，將在相當長時期構成我們所處時代的特點。這樣的時代特點將在很大程度上呼喚大國間的合作與協調。即使在中美短兵相接的亞太地區，中美沒有主權、領土或領海爭端，彼此各有優勢，在亞太以外的其他區域有廣泛的合作，從而極大抵消彼此在亞太博弈的烈度和強度，使得中美在亞太和平共處也完全可能。

再次，未來相當長的歷史時段，中美上演的很可能不是“中國崛起、美國衰落”的傳統歷史劇，而很可能是“中國再興、美國復蘇”的現代都市劇。彼此不是你死我活的關系，而是水漲船高的關系。更何況，如今的世界是十幾、二十幾個國家在同步崛起。這樣一種群雄并起的局面，不僅使得中國崛起“吾道不孤”，具有歷史上大國崛起所不曾有過的戰略依托，而且使得美國難以聚焦中國一家而不及其余。換言之，當今世界不是權力交接的世界，而是權力大洗牌的世界。彼此都是對手，也都是伙伴。

最后，人的認識水平在與時俱進。尤其是執政者的世界觀、戰略觀在發生前所未遇的新變化。中國領導人提出構建新型大國關系，不是憑空天降，而是基于幾代領導集體處理中美關系的經驗。同樣，奧巴馬等美國政要積極呼應這一提法，也是基于其“多伙伴”世界觀和“巧實力”戰略觀，以及幾十年對華戰略的成敗的經驗。

如果中美雙方真的能從上述特殊性中為新型大國關系構建創建某種理論框架，不僅將突破現有從西方經驗中誕生的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窠臼，而且將為中美關系的未來譜寫十分美好的新樂章。

（作者為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