憑海而立、因海而興，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泉州在其中扮演著極其重要的角色。

　　海洋賦予這座城市兼容并蓄、活力四射的蔚藍基調。人緣、物緣、商緣、僑緣，將泉州與世界緊密聯系，在浩瀚歷史長河中留下了獨特的印記。

　　歷史曾選擇泉州。刺桐古港架起了連接東西方文明的橋梁，鋪開“梯航萬國”的輝煌長卷。

　　雅各、馬可·波羅、拘那羅陀、亦黑迷失、鄭和、李贄……這些熠熠生輝的人物，在當年的世界大舞臺——泉州上演“歷史大片”。

　　關帝廟、清凈寺、印度正教遺址……行走在泉州城，你能清晰感受到多元文化的繁榮；九日山摩崖石刻、宗教碑刻、古渡頭遺址……游覽歷史古跡，你能清晰觸摸到“海上絲綢之路”的烙印。

　　載著安溪鐵觀音、德化陶瓷的商船曾浩浩蕩蕩地從東江和西江駛來，與沿海而來載滿香料、藥物、寶物的中東商船交匯，“東方第一大港”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勾畫出海上國際貿易的盛景。

　　迎著溫潤的海風，泉州人開始了蕩氣回腸的下南洋。泉籍華僑華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90%在“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他們為住在國和祖籍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貢獻。

　　滄海桑田，斗轉星移。今天，歷史又一次選擇了泉州。

　　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賦予了泉州新的歷史使命。在大航海時代之前，敢為天下先的泉州人率先走向國際；在21世紀全球化的今天，更廣闊的舞臺已搭起，新的精彩長卷正在鋪開。

　　□本報記者 莊建平

　　【人緣篇】

　　十洲客來 演繹“歷史大片”

　　2014年11月，海上絲綢之路國際藝術節在泉州市舉辦，晚會節目再現了古代泉州“市井十洲人”的繁榮景象。

　　“這是海上絲綢之路考察的最大發現，最大成效。”

　　——199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海上絲綢之路”考察團來到草庵，當摩尼光佛出現在30多個國家的專家、學者面前時，大家興奮不已，總領隊迪安博士大聲地宣布。

　　□本報記者 莊建平/文字整理 陳起拓 張九強 陳小陽 吳剛強/圖

　　核心提示

　　“市井十洲人……”

　　“人群中，不但有土生土長、操著本地口音的泉州人，還有身材高大、頭發金黃、高鼻深目的外國人。這些外國人中，有法蘭克人、亞美尼亞人、英國人、猶太人……在這座城里，他們有自己的客棧和倉庫，與本地居民和平相處。”這是一個叫雅各的意大利商人在他的游記《光明之城》里記錄的泉州的極盛景象。

　　雅各、馬可·波羅、拘那羅陀、亦黑迷失、鄭和、李贄……這些顯赫的名字，在泉州的歷史上熠熠生輝。千百年來，當年的刺桐就像一個世界的大舞臺，來來往往的人們在這里演繹著泉州與“海上絲綢之路”的美好姻緣。

　　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于1346年從泉州登岸，在中國游歷。他在游記向世界介紹了中國的偉大文明，并稱泉州是世界最大之港。

　　高僧傳道解經的圣地

　　南朝，泉州已經有大船通航南洋。

　　公元565年，印度名僧拘那羅陀在刺桐港九日山的延福寺，一邊翻譯著《金剛經》，一邊等候季風，南航馬來半島。這件事情，被史學家當做泉州海外交通見諸文獻的最早記載。刺桐港，就是現今福建省泉州的古稱。

　　南安市九日山文管所原所長胡家其的敘說，讓人依稀可見當年九日山下延福寺眾僧來閩傳揚佛法的盛大場面。從晉代到唐武則天久視元年（公元700年）第三次設置武榮州，州治由豐州城遷址今泉州市區（豐州是當時閩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又是海上絲綢之路遣舶祈風祭典之地），而建于西郊風景秀麗的九日山下的延福寺，自然是吸引了大批高僧名士。南朝陳天嘉三年（公元562年），就有印度高僧拘那羅陀掛錫翻譯佛經。

　　彼時，梁武帝派使到扶南，訪求名僧和大乘諸佛經，拘那羅陀欣然應邀來華傳教，隨帶經綸梵本240卷，于大同十二年（公元546年）八月到達南海郡（今廣東南部），繼而北上，直抵晉安（今南安），從豐州金雞港上岸，住南安九日山延福寺3年，講佛、播道、譯經。作為中國佛教三大翻譯家之一的拘那羅陀，在華期間共翻譯佛經49部、142卷。而此時翻譯的佛教經典《金剛經》，共有6種文字的譯本，九日山上至今猶存拘那羅陀“翻經石”古跡。

　　據胡家其介紹，九日山是古代泉州“海上絲綢之路”東端的起點、閩南文化發祥地，而拘那羅陀來南安則是泉州與海外交流的最早歷史記載。這也是閩南宗教史上的一大標志性事件。此后，他又輾轉各地，傳播佛法。

　　泉州基于海洋文化的包容胸懷，讓更多的宗教在此落地生根。從元朝開始，許多歐洲傳教士來到泉州傳教，明清時期來泉州傳教的歐洲人更多。

　　明萬歷三年（1575年），西班牙傳教士赫雷德從馬尼拉乘西班牙的船來華，在泉州3個月，在他的著作中記載泉州人已種植玉米。

　　從天啟六年至崇禎十二年（1626—1639年），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九進九出泉州，與泉州地方官、士大夫、教徒廣泛交游，有名字可考的約65人，與大學士蔣德璟、黃景昉、蘇茂相、何喬遠交游較深。他們為艾儒略的著作寫序，贈詩艾儒略的有何喬遠、張瑞圖等。何喬遠贈艾儒略詩，對他給予很高的贊揚：“艾公九萬里，渡海行所學。其道在尊天，豈異洙泗躅？”“維此艾公學，千古入旸谷，吾喜得斯人，可明人世目。”

　　艾儒略在泉州，許多人受洗入教，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黎民百姓。明末泉州有13所教堂，都刻艾儒略的著作，可見他在泉州的影響之大。艾儒略在泉州時，泉州先后發現4塊十字架石刻，使得“入教者愈眾”，對艾儒略在泉州的傳教活動起了促進作用。明崇禎八年（1635年），意大利耶穌會士聶石宗入閩，在泉州登陸。

　　泉州國際友好城市——德國諾伊施塔特市的學生在開元寺石塔下合影。

　　旅行家驚嘆的國際大都市

　　72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泉州，他在《馬可·波羅游記》中說：“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胡椒進口量乃百倍于亞歷山大港。”

　　宋元時期，產自中國的絲綢、瓷器早已蜚聲海內外，最遠到達歐洲。不少歐洲商人和旅行家慕名而來，希望能了解這個國家、學習這個國家的高超技術。在這一時期，中國最為繁華的港口當屬刺桐港。這些歐洲客商經由泉州踏上中國土地，在剛上岸的那一刻，他們就被這座國際化的大都市“征服”了。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8月，意大利東部沿海城市安科拉的猶太人雅各，來到當時世界最繁茂的港口城市——刺桐城。他在泉州度過了充滿傳奇色彩的半年時間，并用古意大利文寫下了《光明之城》手稿。《光明之城》對南宋末年泉州海外交通發達、社會經濟繁榮和泉州的文化、宗教、民俗作了真實的記錄。雅各寫道：“因為街上有如此眾多的油燈和火把，到了晚上這個城市被映照得特別燦爛，在很遠的地方都能看得到它。由于這個原因，人們稱這座城市為光明之城 （Hanmansicien）。”

　　同樣，生活在13世紀和14世紀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也在各自的游記里，為這座城市的輝煌作證。

　　元代是泉州社會經濟和海外交通發展的鼎盛時期，馬可·波羅在游記中記載，刺桐瓷器物美價廉，一個威尼斯銀幣能買到8個瓷杯。據說馬可·波羅回國時，帶回德化窯白瓷和色釉小碗多件。至今，意大利博物館還保留一件馬可·波羅帶回的德化家春嶺窯的小花插。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馬可·波羅奉元世祖忽必烈之命，護送闊闊真公主出嫁波斯。“大船三至十二桅，可載千人，皆造于刺桐（泉州）及興蘭（廣州）二埠”。

　　在阿拉伯國家，同樣有著關于泉州的記載。宋元時期，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圖泰抵達泉州，在他的《伊本·白圖泰游記》中，他記述道：“我們渡海到達第一座城市是刺桐……這是一座巨大的城市，該城的港口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我看到港內停有大船約百艘，小船多得無數……”1325年6月14日，22歲的伊本·白圖泰開始了他的東方之旅。此后，他用了28年的時間，行程12萬公里，足跡遍及亞洲、非洲和歐洲的30多個國家和地區。期間，他從印度出發，循著古老的“海上絲綢之路”，于1346年4月乘船來到被馬可·波羅稱為“東方第一大港”的泉州。1347年1月，他再次沿著“海上絲綢之路”從泉州西返，直到1353年回到摩洛哥。

　　古代有不少阿拉伯人在泉州生活，圖為泉州海交館里的相關碑刻。

　　航海家圓夢的海邊天堂

　　刺桐港繁盛的景象和泉州造船業的發達，使得中國首批航海家與泉州結下了不解之緣。

　　說起中國古代航海家和泉州，很多人立馬想到的是七下西洋的鄭和。其實，早于鄭和130多年，元朝著名航海家亦黑迷失也曾四次下海遠航。

　　亦黑迷失與泉州淵源頗深，他出任過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在福建大興造船業，并受命從泉州后渚港興兵出征爪哇。如今，泉州還留有亦黑迷失所立的“一百大寺看經碑”殘碑，以及其妻盛柔善（南安人）的墓志銘。后世有評論家認為,亦黑迷失用他的數次跨洋遠航，開闊了那個時代中國人的視野，并且宣告中國人的大航海時代即將來臨。

　　偉大的航海家鄭和，從明永樂三年（1405）至宣德八年（1433）的29年里，前后七下西洋，訪問了亞非30余國，規模最大的一次統領船只200多艘，官兵2.7萬人，在我國和世界航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鄭和下西洋與泉州關系密切。鄭和曾到福建招聘舵工、火長、雜役、武裝官兵等。永樂十五年（1417）鄭和曾到泉州靈山圣墓行香，到天妃宮祈求媽祖保佑航海平安，并奏修泉州等地天妃宮。鄭和隨行人員有泉州人，有的留居海外，成為早期的華僑。鄭和所率領龐大船隊，乘坐的海船也多為泉州制造或泉州工匠制造。

　　泉州少林寺吸引游客前往學藝，其中有不少洋弟子。

　　多國人才曾來過泉州

　　孕育于海洋文化的泉州，以其開放與包容，成為外國人來到中國的首選落腳點之一。

　　意大利人衛匡國，字濟泰、西名馬爾蒂尼，在順治三年（1646年）和順治七年（1650年）兩次來到泉州。他對中國的歷史、地理進行深入調查研究，寫出了《中國歷史》10卷、《韃靼戰紀》《中國新地圖集》3部名著。

　　傳教士在泉州行醫傳教，開設醫院，舉辦西醫講習班，把西方醫術、西藥以及醫療管理制度、辦法、醫療教育傳入，促進了泉州醫療衛生事業的發展，造就了一大批西醫和護士人才。

　　清光緒六年（1880年），英國醫生顏大辟到廈門，次年初來到泉州南街新花山（今南街禮拜堂），設立施醫布道處，向聽眾講布“福音”，免費為聽眾看病治病，并贈送藥品，藉以發展教徒。光緒八年，他在連理巷購地建立惠世醫院，設病床30張，為福建最早的醫院之一。顏大辟醫術相當高，有些病西醫治療比中醫更見效，醫院規模日益擴大。次年在該醫院舉辦西醫講習班，向聽眾傳授西醫，邊學邊協助醫院工作，5年畢業后自行開業行醫。

　　此外，明清時期，有一些外國人來泉州采集植物標本。道光元年至十一年（1821-1831年），英國皇家學會會員、英國東印度公司駐廣東的茶葉專家，在中國采集許多植物標本寄回英國，其中有幾種植物就是在安溪采集的。

　　外國人的進入，不僅帶來了技術，也帶來了不同的思想。明代著名思想家李贄一生旗幟鮮明反對封建傳統，提倡個性解放，男女平等，正是來自“海上絲綢之路”起點——泉州的南安。南安李贄學術研究會有關負責人認為，李贄出生于泉州，地理因素可能對他的思想形成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宋元以來，由于泉州成為同海外交流的交通要地，外國商人在泉經商定居的不在少數。另據史學資料記載，李贄曾三度與意大利天主教徒利瑪竇會面，成就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佳話。

　　迪安博士展示當年在泉州考察的影像光盤

　　【物緣篇】

　　刺桐風起 觸摸“海絲”烙印

　　泉州被譽為“世界宗教博物館”，圖為位于涂門街的清凈寺。

　　“我們現在這個世界需要學習的，泉州人以前就做到了。”

　　——在短短的涂門街，中國本土的關帝廟與伊斯蘭教的清凈寺緊鄰，而斜對面就是印度正教遺址。不同宗教于一地共生共榮，舉世罕見。聯合國前秘書長科菲·安南特意到訪時如是贊嘆。

　　□本報記者 莊建平/文字整理 陳起拓 張九強 陳小陽 吳剛強/圖

　　“行走在泉州城，一不留神你就會跟歷史撞個滿懷。”這是學者易中天對泉州的評價。

　　東亞文化之都，多元文化展示中心、世界宗教博物館……這一切，指向的都是泉州。

　　五代十國時期，“晉江王”留從效在初建泉州城時環城種植原產于印度和馬來西亞的刺桐。這一舉動，開啟了泉州與世界頻繁互動的按鈕。刺桐樹之后，世界各地的文化和珍奇從八方涌進到古代“海上絲綢之路”起點城市——泉州。

　　九日山摩崖石刻中，有不少關于出海祈風的記載，是泉州古代遠洋歷史的珍貴資料。

　　多元宗教 和諧共榮共生

　　在短短的涂門街，中國本土的關帝廟與伊斯蘭教的清凈寺緊鄰，而斜對面就是印度正教遺址。不同宗教于一地共生共榮，舉世罕見。

　　在泉州，全世界的宗教你都能覓得蹤跡。道教、佛教、伊斯蘭教、景教、天主教、印度教、基督教、摩尼教……光是短短的一條涂門街，不足100米就有清凈寺、佛家寺廟、關帝廟，風格迥異的信仰也能相安無事。

　　這里是當之無愧的“世界宗教博物館”，有著“泉南佛國”之美譽，有中國最大的道教造像老君巖，有中國最早的伊斯蘭教史跡“圣墓”，有中國唯一僅存的摩尼教寺廟草庵，還有中國唯一保留祭祀印度教洋山神的白耇廟……尤其是晉江的草庵，是現今世界上唯一僅存的完整的摩尼教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考察組驚呼為“此行最大發現”、“世界宗教史上的奇跡”。

　　你可以觸摸那一處處浮雕、碑刻，感受歷經歲月洗禮的曲折滄桑；可以流連于泉州海交館200多座融合各種宗教的神龕，品讀泉州人海一般的壯闊情懷。

　　當中外游客來到泉州開元寺時，導游必然會帶他們去看大雄寶殿前月臺須彌座下的獅身人面雕刻群和大殿后面的兩根印度教石柱，人們無不贊美這一中印建筑藝術的完美結合。其實，這些印度教的遺物是從毀于元末明初的泉州印度教寺——聞名于世的“番佛寺”遺址搬運過來的。由于泉州“番佛寺”是中國惟一的印度教寺，自然成了東西方學術界研究不衰的課題。

　　1998年，泉州考古界又傳出重大發現：市區涂門街津頭埔舊城改造工地上，發現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的伊斯蘭教古石棺。津頭埔是宋元時期阿拉伯人的墓葬區。在短短的十幾天時間內，共出土伊斯蘭教古石棺35具，其規模之大，歷史價值之高，為國內所僅見，震驚了世界考古界。阿拉伯人用他們國家的墓葬方式存在于泉州土地上，反映了宋元時期泉州對外來文化的包容。2009年年底，古老的泉州清凈寺迎來了新禮拜堂落成儀式暨建寺1000周年慶典。泉州清凈寺新禮拜堂由阿曼蘇丹卡布斯國王于2007年年底個人出資50萬美元捐建，占地2300多平方米，與歷史上“奉天壇”相仿。如今，每年來泉拜謁的伊斯蘭信眾數量眾多。

　　文興古渡頭遺址今猶在

　　眾多文化古跡 有力印證

　　刺桐古港內，千帆待發。古時，海船的出行和航程要憑借季風、洋流。秋冬之際吹北風，滿載著中國陶瓷、絲綢和茶葉的船只，從刺桐港駛出；第二年的春夏之際吹南風，外面的商船又載著香料和藥物進港。每年兩次的迎來送往，人們都要去九日山的延福寺舉行祈風典禮，祈求神靈保佑一路順風、平安。

　　至今在九日山的摩崖石刻群中，有13方記載了南宋官員祈求保佑商船順風的儀典。最新的一方石刻，是1991年2月14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派出的海上絲綢之路考察隊，在考察了泉州之后留在這里的。這次考察，讓泉州成為聯合國在中國唯一認定的“海絲”起點，并將全球首個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確定在泉州。

　　站立在宋元時揚帆出海進行祈風儀式的泉州九日山上，行走在洛陽古橋上，聽一塊塊鐫刻著歷史印記的石頭訴說千年的遠洋夢想：萬壽塔、六勝塔等古航標，石湖碼頭、文興碼頭和美山碼頭等古碼頭一一浮現在眼前。

　　1974年泉州后渚發現宋代沉船，是當時我國發現的體量最大、年代最早的海船。這艘泉州制造的福船型遠洋貨船的考古發掘，震驚了世界。沉船上遺存的尖底造型與龍骨結構、水密隔艙結構、用于操縱尾舵升降的絞車等展示了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海船制造技術。事實上，許多體形巨大、造型優美的船舶屬于“泉州制造”。

　　元代，泉州是全國的造船中心。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泉州造船3000艘。

　　民間許多美麗的傳說，和“海上絲綢之路”密切相關。相傳鄭和第五次下西洋時，船隊停泊在泉州港。出海時，船隊經過石湖洋面，突遇狂風，情況危急，鄭和遂下令將“鎮海神針”投入海中，頓時風波平息。 傳說中的鄭和“鎮海神針”，極有可能是當年鄭和船隊遺留下的一個“鐵錨”，現陳列在泉州開元寺古船陳列館中。據了解，該“鐵錨”出水于1981年9月，系古代巨型四爪鐵錨，除了錨桿首部及錨爪稍有破損外，基本保存原樣，總重量785.3公斤，據推算，使用該錨的船舶可載重400噸以上。 根據福建省機械研究所當年對“鐵錨”取樣檢測，通過光譜分析與化學分析，認為該錨材料為熟鐵，含碳量較低，僅0.05％，接近于工業純鐵，制造時經過鍛造處理。其形狀和制造工藝與明代《天工開物》所描述的鐵錨相近。在對鐵錨表面氧化層進行檢測時，發現其氧化層厚達5厘米，推測其形成時間約500至600年之間。

　　與“海上絲綢之路”相伴隨的，是古波斯、阿拉伯、印度和東南亞諸多文化在泉州廣泛傳播，并與中原文化、古閩越文化交匯交融，相生相長。而泉州人接受異域文化、開放包容的胸襟也由此得到了最好的鋪陳。

　　在泉州蟲尋埔漁村，舉目就能看到大海。站在村中獨特風景的蚵殼厝前，聞著咸腥的海水的味道，聽泉州學研究所所長林少川解說歷史：蚵殼厝的蚵殼并不是村里隨處可見的海蠣殼，而是商船從非洲東海岸運回的蚵品種，這種房子在西歐的挪威、荷蘭等海邊也有。而蟲尋埔女頭上戴花的習慣，也和古阿拉伯的文化傳統有關，哪怕在最貧窮的年代，這一帶的漁民的家庭開支中也有買花的開銷，當地也有專門種花供穿戴的人。更具傳播特性的是美食，如今，印尼特色點心、阿拉伯風味美食已經成為泉州一大特色。

　　泉州發現的元代印度教兩神像與林伽龕狀石

　　陶瓷香料 往來泉州古港

　　宋元時期的泉州，借助“海上絲綢之路”，各色窯業所產的青瓷、白瓷、黑釉瓷成為外銷世界各國的大宗商品。

　　1974年，泉州后渚港出土宋代古船轟動世界。這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的出土木質海船。出土時，殘長24.2米，殘寬9.15米。該船可載重200多噸，相當于唐代“陸上絲綢之路”一支700多頭駱駝馱運的總重量。這是一艘從東南亞歸航的香料船，船艙中遺留著大量的降真香、檀香、沉香、乳香、龍涎香等香料，還有唐宋古錢、宋代陶瓷制品等物，總共重達4700余斤。此前發現的法石宋代古船亦是泉州蓬勃“海上絲路文化”的力證。

　　近年來，泉州水下考古隊員先后參與的考古項目有西沙“華光礁一號”沉船、廣東陽江的“南海一號”和平潭“大練一號”沉船等。據多次參與考古的泉州市博物館工作人員呂睿介紹，幾乎每一處沉船遺址都能或多或少發現泉州陶瓷的蹤跡。此前，泉州考古人員參加海南省在西沙群島海域水下考古調查。在二三十處水下沉船點（遺存點）和文物點，考古工作者發現了一批宋、元、清時期的陶瓷器以及大量的清代晚期石構建等物品，雖然這些瓷器大多破碎，但從器形、釉色、紋飾等特征考察，確認出自泉州，以宋元和清后期居多，主要是德化、安溪窯場生產，也有南安等地窯場產品。

　　泉州博物館館長陳建中認為，多次水下考古中泉州陶瓷、石構件和錫器的發現，對研究泉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商品生產基地的推斷具有重要的價值。

　　錫蘭墓碑見證了錫蘭國后裔留居東方大港泉州的珍貴歷史

　　洛陽古橋記錄了泉州當年的繁榮景象

　　【商緣篇】

　　貨通天下 延續千年商貿

　　位于泉州老城區的宋朝泉州市舶司遺址，是古代中國管理海上貿易的機構。

　　“刺桐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胡椒進口量乃百倍于亞歷山大港。”

　　——720多年前，意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來到泉州，他在《馬可·波羅游記》中寫道。

　　核心提示

　　“漲海聲中萬國商。”

　　站在九日山極目遠眺，泉州全景盡收眼底。遠處綿延逶迤的晉江在遙遠的過去曾是內海，載著安溪鐵觀音、德化陶瓷的商船浩浩蕩蕩地從東江和西江駛來，與沿海而來載滿香料、藥物、寶物的中東商船交匯于此，勾畫出泉州海上國際貿易的雛形。

　　宋元時期，泉州與埃及的亞歷山大港一起，成為世界性的兩個貿易大港。彼時，泉州與100多個國家和地區貿易往來。千百年來，泉州千帆涌動，成為“東方第一大港”、“天下之貨倉”。

　　后渚古船是泉州市古代遠洋貿易的證據，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文物。圖為修繕后的泉州灣古船陳列館。

　　商貿軌跡延續千年

　　史料記載，唐代，泉州和廣州、交州、揚州并稱為我國四大對外貿易港口，唐王朝特在泉州設置“參軍事”，管理海外交通貿易。當時，泉州出現“市井十洲人”的繁榮開放景象。五代時，閩王王審知很重視海外貿易，“招來海中蠻吏商賈”，用銅鐵陶瓷交換蕃商的金貝、珠寶和香料。王審知的侄兒王彬任泉州刺史，積極開展海外貿易，被稱為“招寶侍郎”。接下來，先后統治泉州的留從效和陳洪進，也都繼續采取與海外各國貿易的政策。

　　宋元時期，海交繁榮。北宋的建立，結束了五代分裂割據的混亂局勢，泉州的海外交通貿易更加繁榮。在宋代，泉州港經歷三次飛躍：北宋中期，趕上并超過明州（寧波），僅次于廣州；南宋初年趕上廣州，與廣州并駕齊驅；到了南宋末年，泉州超過廣州，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港。

　　宋代，泉州的造船業和航海業就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北宋惠安進士謝履的《泉南歌》說：“泉州人稠山谷瘠，雖欲就耕無地辟。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這是宋代泉州造船業發達的真實寫照。

　　據統計，宋代泉州與57個國家和地區有海交貿易關系，刺桐港呈現“閩海云霞繞刺桐”、“漲海聲中萬國商”的繁榮景象。宋元祐二年（1087年），泉州正式設立市舶司。紹興年間，泉州市舶司的年收入近百萬緡之多，約占南宋王朝全部財政收入的五十分之一。泉州市舶司設在府治南門水仙門（今水門巷）內，其遺址至今仍存，是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實物見證。

　　元初，元世祖忽必烈委任棄宋投元的阿拉伯人蒲壽庚招徠蕃商互市。此后，元朝多次重大的招諭活動，都從泉州港起航。在元代，泉州與98個國家和地區進行經濟貿易文化聯系，“海上絲綢之路”達到鼎盛時期。

　　到了明清時期，泉州港由盛轉衰。明朝政府實行海禁，泉州港逐漸衰落。

　　明代德化乳白釉雙獅首耳圈足爐

　　國際貿易“聚寶”于此

　　宋元時的城南一帶，是刺桐的商業中心，尤以聚寶街最繁盛。

　　聚寶街的南面為晉江北岸，馬可·波羅就是從這里上岸，并從這里護送蒙古公主嫁波斯的。據說，聚寶街雖只有3米寬，卻得到如是形容：“一城要地，莫盛于南關。四海舶商，諸番琛貢，皆于是乎集。”“滿市珠璣醉歌舞，幾人為爾沉酣。”可見當年的聚寶街是何等熱鬧繁華，流光溢彩！

　　走在市區聚寶街、青龍巷內，每走一步，滿滿都是關于“海上絲綢之路”通商貿易的記憶，這里過去就是泉州港的碼頭所在，而附近有富美古渡口、馬車行、基督堂、中藥鋪、李贄故居等文物古跡，成為其商賈繁盛的重要佐證。

　　宋元時期，泉州與近百個國家和地區通商貿易，各國來泉州做生意的番船，常順潮水由后渚港進入晉江，經蟲尋埔、法石、溜濱一直到順濟橋下碼頭停泊，再用小船把貨物經由圓通港載到車橋頭起卸，就近在聚寶街交易。

　　所以說，古時泉州港對外貿易最集中的地方，非聚寶街莫屬。道路兩旁是海關口、稅關行、銀行、信局、典當行、銀號等商業部門，迎面而來的是各種膚色的外商，他們拿出東南亞的橡膠、朝鮮的“高麗參”、日本的大杉、阿拉伯的“番油”、柬埔寨的“高白棉”，以及珠寶、玉器、象牙等，與本地人交易瓷器、茶葉等，聚寶街由此得名。

　　而同為古泉州最繁華商圈的青龍巷，早于宋代已初具規模。古時，進入泉州的番船，都要在富美碼頭卸貨，再由青龍巷和聚寶街進出泉州城。青龍巷擁有許多當鋪，是各國商人兌換貨幣的重要場所，相當于今天的“金融街”。青龍巷還有明朝政府專為琉球通商設置的“來遠驛”，用于接待番商，相當于今天的“涉外賓館”。

　　當時的刺桐港作為國際貿易大港，許多外國商船、商人、傳教士紛紛來到泉州。1271年8月25日，雅各的船停靠在刺桐港。這一天，這個城市給雅各留下的印象實在太深刻了：來自世界各地的海船停泊在港口，比他在威尼斯一年看到的還多。能裝千人以上的中國海船、船上精密的航海圖，以及中國人對指南針的熟練掌握，讓雅各覺得，中國人就是把船開到世界盡頭也不會迷航。在雅各看來，“刺桐是一個不可估量的貿易城市，繁榮到難以描述。來這里的商人，有意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比利時人……”同樣，生活在13和14世紀的意大利人馬可·波羅和摩洛哥人伊本·白圖泰，也在各自的游記里，為這座城市的輝煌作證，盛贊泉州港與亞歷山大港并駕齊驅。

　　南朝青黃釉博山爐

　　泉商大展身手走向異域

　　在古泉州轟轟烈烈的商業大潮中，許多泉州人大展身手，經商貿易，成為富甲一方的巨賈。

　　聞名遐邇的泉州安平商人，早在唐朝就有經商的傳統。隨著安平港乃至泉州海外交通的發展，安海成為貿易重鎮，許多安海人出海經商。正如《安海志》所說的那樣：“商則襟帶江湖，足跡遍天下，南國明珠，越裳翡翠，無所不有；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到。”安海商人與徽商、晉商齊名，但不同的是，安海商人的經商之路是外向型的，他們通過包括安平在內的港口面向海外，他們行商區域廣闊，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長城內外，乃至西南夷地，海外則泛東西洋，他們“貿海則文身之地，雕題之國，無所不至”，有的還會“夷言”。

　　鄭芝龍，則是中西海上貿易的先驅者。鄭成功收復臺灣的事跡家喻戶曉，但關于他的父親鄭芝龍，知道的人并不多。在很多歷史學家看來，鄭芝龍卻是在十六、十七世紀歐洲人東來初期，順應時代潮流，投入中西海上貿易的一位先驅者，也是明清交替期間，在海禁封閉年代的條件下，開創閩南海上貿易疆域的豪杰人物。

　　明末清初，隨著鄭芝龍控制海權的形成，他利用安平的航海和經商基地，打破官方的海禁，繁榮海市，武裝船隊旗幟鮮明，戈甲堅利，航行于中國沿海、澳門、日本和菲律賓等東南亞各國、地區之間，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勢和財力，擴大海上貿易，幾乎壟斷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貿易。他以強大的武裝力量和雄厚的資本在國際市場上同荷蘭、日本、南洋各國商貿公司競爭，是官商結合、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代表人物。鄭芝龍極力發展海上貿易，經常滿載絲綢、瓷器、鐵器等貨物，駛往柬埔寨、暹羅、占城、交趾、三佛齊、菲律賓、咬留巴（今雅加達）、馬六甲等國貿易，換回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等。在短短幾年內，他和其船隊成為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亞洲商業貿易的最強競爭對手。

　　歷史上的著名泉商還有建起蔡氏古民居的南洋巨賈蔡資深等人。如今，絲路承載著的精神，仍然投射在泉州人身上，連放聲一唱都是“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因此，當改革開放春風拂過，泉州創造了聞名于世的“泉州模式”，成為18個改革開放典型地區之一，國家級金融改革試驗區、民營經濟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泉商踏著先人的足跡，秉承泉商精神，同樣將“品牌之都”泉州的生意做到了世界各地，涌現出了恒安、安踏、七匹狼、九牧王等一批實力雄厚的民營企業。

　　□本報記者 莊建平/文字整理 陳起拓 張九強 陳小陽 吳剛強/圖

　　香料是當年“海上絲綢之路”的主要貨物

　　在泉州舉行的首屆中國（泉州）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品牌博覽會上，來自“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的商人再續當年商緣。

　　30萬噸級的“凱勝號”油輪停靠在青蘭山原油碼頭，古老的泉州港口正在煥發出新的活力。

　　【僑緣篇】

　　架設“僑”梁 文化開枝散葉

　　2014年8月，“東亞文化之都”《海絲泉州》百米畫卷展在泉州海交館舉行。

　　“刺桐是一個不可估量的貿易城市，繁榮到難以描述。來這里的商人，有意大利人、法國人、英國人、比利時人……“

　　——南宋咸淳七年（1271年）8月，意大利商人雅各來到刺桐并寫下《光明之城》

　　□本報記者 莊建平/文字整理 陳起拓 張九強 陳小陽 吳剛強/圖

　　“州南有海浩無窮，每歲造舟通異域。”

　　迎著“海上絲綢之路”上溫潤的海風，中國海外遷徙史上蕩氣回腸的下南洋，由泉州人主演。今天，600多萬的泉籍華僑華人散布在世界各地，其中90%在“海絲”沿線國家。他們為住在國和祖籍國的經濟文化交流作出了貢獻，同時也保留著地域文化的五個基本要素，包括方言古話、飲食習慣、節慶禮俗、民間宗教信仰、民居建筑等。

　　當年泉州華僑通過“水客”、“客頭”和私營商號的僑批館、僑批局等機構，將錢物遞送回鄉，融書信與匯銀于一體。圖為僑批實物。

　　海外泉籍僑親 有600多萬

　　泉州華僑出國的歷史悠久。泉州人自哪個朝代開始移民海外現尚無明確考證，但是隨著“海上絲綢之路”的開辟，越來越多的泉州人走向海外。明代，出國的華僑不僅人數更多，僑居地域也更廣，其中，尤其以僑居菲律賓居多，許多晉江安海人到菲律賓僑居。根據相關史料，隆慶年間（1567—1572年）開放海禁后，晉江安海首航呂宋，“安平人乃多從而趨之，幾至十家而九。去者或久客不歸，間有籍居生長子女者”。

　　目前有600多萬祖籍泉州的華僑、華人分布在世界五大洲的11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90%居住在東南亞各國。

　　泉州的華僑眾多是有個中原因的。首先，泉州位于季風氣候地帶，古時候的人們就懂得利用風向（東南季風和西北季風）、駕馭木船，出海捕撈，這為泉州人走向海外創造了有利的自然條件。其次，泉州位于東南沿海地區，具備海洋文明的典型特征。宋元時期，泉州成為“海上絲綢之路”的起航點和東方大海港，泉州人出洋興販貿遷蔚然成風。此外，歷史上，泉州沿海一帶地狹民稠，田不足耕。人民的生活條件艱苦，在圍墾海灘、向大海要糧的同時，開始沿著海路外出謀生。而東南亞地區自然條件良好，泉州人將先進的耕作技術帶到當地，生活才日漸富足。這是泉州人走向海外的一大動力。最后，不得不提的是泉州人擁有的愛拼敢贏、勤勞勇敢的精神，扎根海外，獲得了極大的成功，這也鼓勵著越來越多的泉州人走出去發展。

　　這一批南洋的新移民，早過鄭和下西洋，勝過馬可·波羅之行，揭開了中國最早的民間“小外交”。他們很快地融入當地社會，在各行各業發揮著自己的光與熱，推動了所在國經濟、政治、文化以及社會的發展。20世紀下半葉以來，隨著經濟行業的擴展，東南亞逐漸形成一些蜚聲國際的企業集團，如新加坡華僑銀行集團（南安人李光前之子李成偉為董事局執行委員會主席）、印尼黃奕聰家族（祖籍泉州羅溪）的金光集團、鄭少堅（祖籍泉州永春）的首都銀行集團、鄭周敏（祖籍泉州晉江）的亞洲世界（國際）集團、馬來西亞林梧桐家族（祖籍泉州安溪）的云頂集團等，這些企業集團都是旗下擁有數十家企業，經營多元化、實現跨國經營的大型華資企業集團。他們是泉州人的驕傲。泉州人在南洋，如同一張富有歷史厚重感的品牌名片，向海外友人展示著華人群體的朝氣與活力。

　　如今，東南亞等地仍保留著閩南地區的傳統習俗，如除夕的祭祖、守歲，初一的“開春”迎新，元宵的觀燈，清明的掃墓，中秋的賞月等等，均與泉州本地習俗如出一轍。此外，華僑華人也將泉州本土的民間信仰帶到當地。一些民俗文化，諸如敬畏祖宗、眷念親情、懷舊戀根、愛家思鄉等傳統也在當地社會得以傳承。據初步統計，海內外講閩南語的人數超過4000萬人。在新加坡，閩南話叫做“福建話”，70%—80%的新加坡人會說或會聽“福建話”。在東南亞，不少馬來人也會使用閩南語。

　　泉州海交館里的這個碑刻，記錄了元大德三年（1299年），泉州人奉命出使波斯（伊利汗國），完成使命歸國后，將波斯贈送的禮物呈給朝廷。

　　民間信仰隨之漂洋過海

　　泉州先民離鄉謀生，同時將宗教信仰帶到異國他鄉，并逐漸建造寺觀供奉。泉州有眾多寺廟、宮觀以及鄉土神祇傳入日本、新加坡、菲律賓等地，遠及歐美。在海外華人社會中，供奉泉州鄉土神祇的寺廟宮觀隨處可見，他們都認泉州寺觀為其祖庭，這不僅對宗教，并且對當地的文化和習慣都帶來一定的影響。

　　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泉州通淮關岳廟的香火遠播東南亞，僅菲律賓就有幾十座；清水祖師、郭圣王的廟宇也遍布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等國。

　　印尼群島各種華人民間信仰的廟宇，大都仍采用泉州廟宇的傳統建筑規制和形式，有的還從泉州請來工匠、運來材料建筑而成。譬如蘇門答臘島巴東市西興宮，在1873年重建時，就從國內請去工匠十余人，購置大批建筑材料，極具閩南寺廟建筑風格。日惹的鎮南宮亦是如此。

　　東南亞各國的華人社會中，供奉家鄉鄉土神祇的宮廟甚多。在菲律賓，曾建有晉江石鼓廟分靈順正廟，清代建有泉州分靈的通淮廟，現在一些道教組織的負責人大多都是泉籍華人。在新加坡，清朝道光年間，泉州人在當地建立“天公壇”、天福宮、通淮廟，多位泉州道士在當地建立道壇。

　　閩南村落歷來有以寺廟為中心演出戲劇的傳統，華人華僑社區也常以閩南地方神廟為中心演出中國傳統戲劇。譬如，泉州木偶劇種布袋戲亦隨著泉州華僑移民傳入印尼群島，17世紀時布袋戲已經在爪哇地區流行。主祀廣澤尊王的中爪哇勿里達保安宮就一直延續以布袋戲演出酬神的傳統。

　　宋元時期，隨著海外交通的發展，佛教在泉州得到進一步發展，不少泉州僧人到外國弘法、求法，同時把泉州文化帶到海外。特別是近代之后，泉州有不少僧人東渡日本、朝鮮、韓國，南渡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建立弘揚中國佛教文化的基地。東南亞著名僧侶不少祖籍泉州。菲律賓當地有許多與泉州佛寺同名的寺廟，如宿燕寺、崇福寺、海印寺等。它們不僅僅是同名如此簡單，實際上是由早期泉州赴菲僧侶建造。1937年，泉州開元寺監院性愿赴菲律賓，擴建大乘信愿寺，邀請泉州僧人如滿、瑞今、覺定等一同赴菲，被譽為“菲律賓佛教之開山鼻祖”。在新加坡，泉州僧人轉道和尚對于當地佛教的發展有著重要的作用。惠安人高參和尚上世紀50年代時為雙林寺方丈，在新加坡興建寺院9座。曾在泉州開元寺卓錫（僧人居留的意思）的圓瑛法師，是去馬來西亞傳播佛教的前輩。而在世界范圍內，美國檀香山的玉佛寺、洛杉磯的觀音寺、華盛頓的覺林精閣，都有泉州僧尼駐錫（僧人出行到訪的意思）。

　　據統計，每年到泉州尋根謁祖、交流參訪以及商務活動和旅游的東南亞各國華僑越來越多，其中尋根謁祖、朝拜進香是最主要交流方式。市僑聯有關負責人介紹，多年來，泉州也積極開展以宗親文化為紐帶的海外文化交流。晉江安海雅頌南音社、陳埭民族南音社、東石南音社，石獅群芳樂府和鯉城南音社等結為社團聯盟，經常性地邀請海外南音社團來泉交流和“打館”（會唱）。泉籍華裔新生代沒有忘祖，泉州離他們并不遙遠。不少華裔青少年跟隨父輩們的腳步，踏上了回泉尋根的道路。近年來，在國務院、福建省以及泉州市僑務部門的支持下，不斷有東南亞華裔新生代回到祖籍地，通過參加“青少年尋根之旅夏令營”，促進華僑與祖籍地雙向互動，培育兩地青少年之間的友誼。這在無形之中，也將泉州文化進一步發揚光大。

　　古代泉州人漂洋過海，閩南文化也隨之傳播到“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

　　泉州先民離鄉謀生，同時將宗教信仰帶到異國他鄉。

　　外國人亦來泉州定居

　　在熱鬧的“海上絲綢之路”上，除了泉州人不斷走出去，也有絲路沿線各國的人民來到泉州僑居，和當地人融為一體。

　　宋元期間，泉州港成為世界大港，市區胡商番賈云集，斯時阿拉伯僑民計有十萬左右，他們在泉州建筑艾蘇哈卜寺、清凈寺、也門教寺、穆罕默德寺、納希德重修寺和無名大寺等伊斯蘭教寺宇。這些寺也是穆斯林商旅的社會活動中心。

　　刺桐古城“東方第一港”的繁華，蒲壽庚功不可沒，其家族興盛一時、由盛及衰的過程亦充滿了傳奇和故事。 蒲壽庚先祖是阿拉伯商人，其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憑借權力更大規模地開展香料貿易，并可通過各種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財富。蒲壽庚于宋末壟斷泉州香料海外貿易近30年，“以善賈往來海上，致產巨萬，家僮數千”。蒲壽庚擁有大量海舶，史載，景炎元年（1276年），蒲氏被南宋張世杰部搶走的海船就有2000艘。蒲壽庚對泉州港的發展有很大的貢獻，棋盤營、三十二間巷、講武巷、香佛寺、灶仔巷、東魯巷、花園頭等與蒲壽庚有關的泉州地名之多就足以說明他的影響力。傳說泉州城南一帶，東至涂門街，西至溪亭，南至今泉州七中，北至涂山街，周圍約三百畝均為蒲壽庚府邸，內有花園、棋盤園、書軒、講武場、廚房、祠堂等。今日，其后裔族人在泉州永春仍然操持香料事業，亦聞名海內外，永春也因此有“中國香都”之稱。

　　不僅如此，錫蘭、印尼等東南亞多個國家已有不少人定居泉州，已經融入到當地社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