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如何運行、具有什么樣的體制機制？這實際上是一個不斷演變中的問題。隨著國際形勢日新月異的發展，G20也只有不斷加強自身建設，才能更好地肩負起革故鼎新，開拓進取的重任。放在全球治理結構重組的大背景下看，當前，G20體制機制的發展完善有以下五個方面的趨勢：

一是議行合一的權威性。包括程序嚴密，規制合法，常設化，輪值化，透明化，預警機制和救助機制完善。議行統一，運轉高效，令行禁止，表率性強。

二是影響廣泛的代表性。除了重視G20中新興經濟體國家的意見外，G20還日益注意聽取非G20國家的聲音，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訴求。

三是利益共享的普惠性。地球村成員都是利益相關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權分享世界經濟增長的紅利，實現包容性發展的目的，就是普惠民眾。

四是防患未然的前瞻性。危機倒逼改革，G20應運而生。避免危機、阻止風險蔓延是G20正在不斷加強的能力。

五是雙腦并用的創意性。G20正在試圖充分發揮全球智庫的力量，調動國際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及各國智庫的力量，為G20做頂層設計及微觀政策建議，以保證G20的關注焦點始終是當下世界主要矛盾。

國際治理改革的主要方向

種種跡象表明，過去的全球治理體系已經過時，不能與時俱進，現在迫切需要構建新的國際秩序。例如，雖然聯合國在維護世界和平，緩和國際緊張局勢，解決地區沖突，協調國際經濟關系，促進世界各國經濟、科學、文化的合作與交流等方面，都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但是隨著時代的快速發展，聯合國已適應不了時代的需求，其弊端也在逐漸暴露。鑒于此，全球治理機制改革已經迫在眉睫，而改革大致有以下幾個方向：

一是通過G20平臺，擴大“南北”合作。把發達國家的資金、技術與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城市化結合起來，創造出巨大的市場需求，拉動全球經濟增長，創造就業機會，從而實現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雙贏。

二是加強G20框架下的國際經濟政策協調。主要發達經濟體應承擔責任，通過結構性改革解決其自身在增長、就業和貿易失衡等方面的問題。與此同時，新興經濟體也應該勇于承擔責任，發揮更大作用。

三是推動G20框架下的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推動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朝著幣值穩定、供應有序、總量可調的方向發展，繼續完善國際金融監管框架，加強對對沖基金、場外衍生品和信用評級機構監管，深化治理結構改革，提高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

四是促進國際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WTO等國際組織應敦促各國履行投資開放政策承諾，制定統一的投資政策和投資審查標準。各國產業政策應與投資政策協調一致，互相配合、互為補充地促進投資發展，制定統一的“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積極出臺新一輪全球投資政策。

五是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和便利化。完善多邊貿易體制主攻方向，增強WTO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是未來全球貿易治理改革的重要目標。區域貿易協定是多邊貿易體系的補充，應完善區域貿易協定審查標準，提高審查效率，完善區域貿易協定與多邊貿易體制的規則銜接機制，促進兩者協調發展。

六是推動全球減貧和發展。發達國家應盡快實現官方發展援助占其國民收入0.7%的承諾目標，進一步向發展中國家增加援助，更多支持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改善教育和社會保障，幫助其提高消費，降低儲蓄率。

地區間自貿區的興起和壯大

自貿區的壯大是全球治理關系改革進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全球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協議，如多哈進程，遲遲不能通過，使得各國開始關注雙邊或區域合作機制。在這種情況下，國與國之間為了促進經濟發展，加強經濟合作，紛紛著手建立各種自貿區和聯盟。以下為較具代表性的自貿區和聯盟。

（一）歐盟

歐洲聯盟是根據1992年簽署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也稱《歐洲聯盟條約》）所建立的國際組織，現擁有28個會員國，正式官方語言24種。規范歐洲聯盟的條約經過多次修訂，目前歐洲聯盟的運作方式依照《里斯本條約》。政治上所有成員國均為民主國家，經濟上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實體（其中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為G8成員國），軍事上絕大多數歐洲聯盟成員國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

作為世界最富足的地區，歐盟的國民生產總值高達17.3萬億美元，超過了美國。全球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高的國家也在歐洲，其中盧森堡、挪威、愛爾蘭和丹麥分別位居第一、第四、第六和第七位。

（二）東盟

東南亞國家聯盟的前身是由馬來西亞、菲律賓和泰國于1961年7月31日在曼谷成立的東南亞聯盟。東盟成立于1967年，當時正處于冷戰時期，而東南亞地區則是冷戰的“熱點”。東盟成立的目標就是為了提升區域國家的自主能力，加強自身的集體安全合作，以平衡超級大國對該地區的控制，以最大限度地維護自身的安全與繁榮。冷戰結束后，東盟才從最初的區域性政治聯盟，逐步向經濟一體化的目標邁進。東盟的宗旨和目標是本著平等與合作精神，共同促進本地區的經濟增長、社會進步和文化發展，為建立一個繁榮、和平的東南亞國家共同體奠定基礎，以促進本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如今的東盟在政治上，不僅始終以平等、協作精神保持成員國間和平相處的狀態，還逐步形成了以東盟為中心的一系列區域合作機制，通過東盟與中日韓（10+3）合作、東亞峰會、東盟地區論壇等機制保持與亞洲、美洲和歐洲主要大國的合作，以實現整個地區的和平、穩定、發展與繁榮。東盟不僅促進了東盟各國的發展，而且大幅提升了東南亞地區的國際地位。

（三）北美自貿協定

北美自由貿易區（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rea，簡稱NAFTA）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組成。1992年8月12日三國就《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達成一致意見，并于同年12月17日由三國領導人分別在各自國家正式簽署。1994年1月1日，協定正式生效，北美自由貿易區宣布成立。三個會員國遵守彼此的協定及規定，如國民待遇、最惠國待遇及程序上的透明化，借以消除貿易障礙。自由貿易區內的國家貨物可以互相流通并減免關稅，而貿易區以外的國家則仍然維持原關稅及壁壘。墨西哥因北美自由貿易區，出口至美國受惠最大。

自1994年墨西哥、美國和加拿大簽署了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后，北美地區內貿易首度超過1.1萬億，年增長15.3%。2008年這三國間貿易增長6.5%，2009年下降24.1%，2010年恢復增長24.4%。北美自貿區擁有4.6億人口，國內生產總值高達17萬億美元。

美國總統奧巴馬希望在其執政期間，能夠把美國的出口額從2009年翻倍到2015年的3.14萬億美元。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對墨西哥的出口額大幅增長，2011年增長340億美元，達到近2000億美元。從2009年到2011年，美國對墨西哥出口平均每年增長24%，高于其18.4%的對外出口平均增長率。墨美雙邊貿易額也占北美自貿協定三國總貿易額的43%。

（四）中日韓自由貿易區

中日韓自由貿易區是在中日韓領導人會議上提出來的構想，成員包括中國、日本、韓國。目的是為了逐步消除三國之間的關稅壁壘，加強貿易、投資、金融、貨幣交流等。

中日韓建立自由貿易區意味著什么？作為東亞最核心的三個經濟體，2011年，中日分別為世界第二大和第三大經濟體。中、日、韓的GDP占東亞地區GDP總量的75%。中日韓自貿區將是一個擁有15.2億消費者、GDP總量達到12.3萬億美元、占世界GDP總量19.6%的巨大經濟圈。在全球范圍內，它的貿易規模僅次于歐盟和美國。

（五）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2010年1月1日中國與東盟十國組建的自由貿易區正式全面啟動。自貿區建成后，東盟和中國的貿易量占到世界貿易總額的13%，成為一個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GDP達6萬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自貿區，也是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貿區。

東盟和中國的自貿區自建立以來取得了不少成就，已經可以與歐盟自貿區、北美自貿區相提并論。另外，從2010年1月1日開始，中國和東盟形成十加一自由貿易區之后，中國和這個地區的自由貿易量達到7000個商品無關稅，中國對東盟國家的貿易本來是平均商品9%的稅率，現在減低到平均只有0.1%的稅率，在未來5年到8年的期間里自貿區內將完全零關稅。

作為全球經濟合作首要論壇的G20

2009年的匹茲堡峰會將G20確立為國際經濟合作首要論壇，而G20作用的發揮很大部分來自于它的運作模式。比如，協調人和財金渠道“雙軌”籌備機制確保其運作效率，一系列部長級、副部長級和工作組級定期會晤，使其能準確、及時地覆蓋各方關注的焦點問題，領導人峰會使其能夠達成有實質內容的成果，各成員輪流擔任主席國則有利于不同地域、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將自身特點融入G20，使其不斷充實和完善。

另外，G20提出的治理原則也反映了各國的需求，符合國際社會共同利益，有利于世界經濟的長遠發展。其具體治理原則包括：加強多邊貿易；加強金融監管；加強反腐敗斗爭；促進金融市場誠信；加強國際合作；改革國際金融機構；加強透明度和問責制。

不可否認，G20機制正在深刻地改變著全球治理機制。首先，改變了G8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G8成立之初，其目的是協調各國經濟政策。隨著國際形勢變化，G8從經濟論壇逐步轉變為政治經濟論壇，關注問題也越來越具有全球性和綜合性。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G8全球治理能力開始下降。特別是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加速了全球治理機制變革，促使G20走向歷史前臺。G20框架更多地強調各國對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共同責任，體現了全球治理從G8主導向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主導的轉變。2009年9月，匹茲堡G20峰會確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在IMF中份額至少增加5%，在世界銀行中投票權至少增加3%。這些改革措施開始打破長期以G8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控制全球治理的不合理格局。

其次，改變了G8對國際經濟秩序的影響。在國際經濟合作方面，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全球性經濟問題大多在G8內部進行討論和決策，討論議題代表了發達國家立場，發展中國家利益未能充分反映。進入21世紀以來，新興經濟體集體崛起促使G20成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提升了發展中國家在構建全球經濟秩序中的話語權，推動了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在全球經濟決策方面，G8時代新興國家僅以觀察員身份列席G8會議，沒有決策權，而G20突破了西方發展經濟學的“中心—外圍”理論。在G20機制內，以金磚國家為代表的“外圍”國家開始與以G8為首的“中心”國家共同討論全球問題，使得世界經濟的決策權朝著均衡方向發展。

最后，圍繞G20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作用問題，出現了兩種不同觀點。有人認為，G20表面上是集體領導世界經濟，實際上集團內部矛盾分歧難以調和，是對世界經濟發展前景的共同棄權，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名不副實。也有人認為，G20在現有的國際經濟治理機制中最具代表性，將持續占據全球經濟治理論壇的中心位置。從目前G20機制發展的現狀來看，可能兩種觀點的折中方案更符合現實情況。

（文章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專著《2016 G20與中國》供人民網國際頻道專稿。《2016 G20與中國》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于2016年2月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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