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出現社會紊亂甚至失序現象，如債務危機、暴恐頻發、難民危機、民粹主義高漲等。種種跡象表明，“西方之亂”不是局部的、個別領域的危機，而是制度性、系統性危機，它標志著資本主義價值觀和意識形態正在褪色。“西方之亂”的根源何在？制度失靈導致政黨失信，媒體失準導致民眾失聰。同時，政黨失信、媒體失準、民眾失聰又加劇了制度失靈，彼此互為因果、盤根錯節，而制度因素是關鍵。本期觀察版圍繞這一主題展開討論。

——編  者

 

西方政壇亂象叢生絕非偶然（人民觀察）

林德山

近年來，很多西方國家政壇亂象叢生。例如，美國國內的政治鬧劇并未隨大選結束而終止，各種力量圍繞特朗普政府一系列內外政策以及“通俄門”等事件爭斗不止；英國保守黨政府接連上演的政治豪賭劇情也是跌宕起伏。同樣的政治亂象還困擾著歐洲大陸，意大利憲法公投失敗、法國大選中的政治大洗牌等如走馬燈般上演。在西方歷史上，政黨之間相互攻訐并不鮮見，但如此頻發多發的政治亂象以及政治決策者難以控制自己決策行為和后果的現象，仍然讓人不禁擔憂：西方國家的政治不確定性正在快速升高。面對這種不確定性，一些西方主流媒體將之簡單歸咎于民粹主義力量的興起。理智的人們則在反思西方民主政治的機制和功效問題，認為西方政治亂象叢生印證了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紊亂失調。

制度設計理念與實際運行脫節

西方諸多政治亂象的背后，都與權力制衡、多黨競爭的制度設計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可以說，西方民主政治的功能缺失是造成目前種種混亂的重要原因。那些象征西方民主政治的制度設計，本意在于表達和滿足民主政治的一些功能性訴求。例如，權力制衡意在反對獨裁和專制，多黨制度則具有滿足不同政治利益集團表達政治訴求、參與政治活動的功能。但事實上，民主政治的這些訴求并未真正實現，隨著社會政治環境的變化，一些制度已經在實際運行中變形走樣。

制度變形表現在西方政黨的功能變化和競爭意義改變。作為一種政治組織，起初政黨承載著民主政治的多種功能，包括表達不同聲音、提供參與政治的平臺和機會、代表民眾治理國家等。但在西方，政黨尤其是主流政黨為了上臺執政，日益將贏得選舉而非推出符合實際的治理措施視為最主要的政治活動。出于選舉政治的需要，政黨代表不同利益集團和表達不同聲音的功能逐漸弱化，主流政黨的中間化和政策趨同化就是這種趨向的結果。與之相適應，政黨組織變得日益專業化和技術化，逐漸脫離大眾日常生活。實際上，西方權力制衡體制本身就存在實現機制方面的問題，如政黨博弈中的相互推諉、黨派攻訐等。造成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于，主流政黨壟斷了政治權力尤其是政府權力，而支撐權力體系的卻是少數精英。同時，主流政黨之間的競爭使其日益背離反映社會多元需求的初衷，一些政黨為選舉利益而不惜濫用制度權力，導致政黨競爭中的狹隘黨派利益以及個人利益爭斗被進一步放大。正是因為西方政黨日益無視民眾的需求，才會不時有社會力量訴諸“沉默的大多數”的反抗。政治對立情緒的上升和各種抗議活動的升級以及民粹主義的甚囂塵上，都是這種社會現象的反映。

制度變形還表現為權力制衡的內容發生質變。表面上看，西方政治競爭中的亂象是由于權力制衡體制出了問題。其實，經過長期演化，西方權力制衡體制的內容已今非昔比。一方面，一些形式上的制衡已經不能反映現實需求。例如，早期的制衡體制重在從形式上抑制行政部門的權力，它源于對政府行政權力的一種天然懷疑。但如今，西方行政權力的膨脹已經超出之前制度設計所能遏制的范圍，如何遏制權力膨脹已成為制度設計的新問題。另一方面，一些新的權力失衡未能被既有制度體系有效抑制。尤其是過去幾十年，在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驅動下，資本的權力日益膨脹，并利用既有制度體系主導政治議程。如何抑制這種無形的權力壟斷？西方既有制度體系未能有效發揮作用。一些西方學者表達了對民主制度失敗的擔憂，指出既有民主制度存在一種民主陷阱，即看起來是自由選舉，實質上卻是主流政黨在操控選舉過程。這加劇了民眾的不滿情緒，西方國家頻頻出現的抗議示威活動就是這種情緒的表達。

政治不信任加劇西方社會對立與分裂

民主政治沒有固定模式，政治如果不能有效反映時代變化和民眾需要，就會亂象叢生。西方政治亂象中一個突出現象就是政治不信任。這既表現為民眾對主流政黨和政治家的普遍不信任，也表現為政治行為體、政黨之間信任感的缺失。與之相應的是西方社會對立與分裂的加劇。

西方政治分裂源于人們對公共事務現狀的強烈不滿。2015年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只有19%的美國人仍信任政府，55%的美國人認為普通美國人要比那些當選的政治家們更適合解決國家的問題。其他西方國家的情況也大致如此，多數人認為政治家沒有傾聽普通民眾的聲音。民眾對政治的不信任無疑受到了社會經濟環境的影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主流政黨脫離民眾、政治家行為失范以及政府公共治理不力。主流政黨日益專注于選舉結果而非政策本身，政治家也變得越來越具有投機性，其行為表現出越來越明顯的玩世不恭，越來越難以作出正確的決策，也越來越難以有效治理國家，這些必然導致政府公信力下降。美國市場愛迪生調查民調研究2016年10月發布的數據顯示，40%的美國人完全不信任聯邦政府公布的經濟數據。這種對政府數據和專家、政治家的不信任感，極大地損害了人們對代議制民主制度的信任。

主流政黨的衰退及相互之間的不信任正在加劇。在西方，政黨和政治家為私利而放大彼此間的對立本不足為奇，但在傳統政治生活中，人們對政黨和政治家的道德與責任意識較為關注，這驅使不同政黨和政治家在突出自身利益的同時，也強調政治溝通的必要性，重視達成政治共識。而過去幾十年，社會分化日益加劇，主流政黨的責任感和溝通意識明顯下降，政黨之間越來越難以就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有效政治溝通。于是，訴諸全民公決的方式——這是一種將復雜問題簡單化的方式，就被頻繁使用。但在缺少共識和必要政治溝通的情況下，這種方式往往會加深而非彌合社會分裂。英國脫歐公投后的政治演變，就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人們對主流政黨政治信任度下降為民粹主義興起提供了土壤。民粹主義興起強化了民眾對主流政黨的不信任，但它不能真正帶來人們所期待的政治誠信。民粹主義所訴諸的社會二元對立，只能強化已經存在的社會分裂。民粹主義者所主張的斷裂式公共政策將導致政府行為的非連續性日益加重，只會進一步降低西方國家政府的公信力。

新技術沖擊既有政治制度體系

新技術快速發展給西方民主政治帶來新問題，其中比較突出的是如何抑制網絡媒體的權力濫用。在西方政治亂象中，新技術尤其是互聯網和新媒體技術強烈沖擊著既有政治制度體系，影響著傳統政黨組織和運行機制，改變著政黨政治的生態環境。

近年來西方國家出現的一系列政治動蕩，凸顯了新技術尤其是新媒體技術和互聯網發展對政治的影響力。這首先體現在它改變了傳統政黨與媒體間的關系，增強了政黨尤其是主流政黨對媒體的依賴。20世紀80年代后，伴隨以有線電視和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媒體的快速發展，媒體在日益影響人們生活方式的同時，也誘發了一種媒體政治的新趨向，即政黨根據媒體的需求來塑造政治議程。除了在政治議程上迎合媒體的偏好，政黨的政治動員也越來越依賴對媒體的龐大投入。這些轉而加劇了金錢政治的亂象，并導致政治的日益庸俗化和碎片化，政黨和政黨領袖日益關注媒體的好惡，熱衷于做表面文章，更加疏離大眾的實際需求。

與此同時，新技術尤其是新媒體的發展，強烈沖擊著西方傳統政治運行機制以及政治話語體系。以互聯網技術為依托的新媒體迅速發展，改變了傳統信息傳遞路徑和方式，為人們提供了更多、更便捷的交流方式，但也在銷蝕傳統政黨尤其是主流政黨的政治基礎。政黨不再是唯一甚至不再是主要的政治信息來源和政治參與路徑，人們越來越多地訴諸更為直接的政治對話。這些都直接挑戰著傳統政黨尤其是主流政黨的組織和運作機制以及傳統的主流政治話語體系，在導致政治更為脆弱的同時也加劇了政治不信任。

這些變化為新興政治力量尤其是民粹主義力量的興起提供了有利條件，新媒體也為一些新興政黨和社會力量提供了便捷的發聲平臺。正是借助這些不同于傳統主流媒體的新技術手段，一些黨派相互攻訐的仇恨和狂熱情緒得以在更廣范圍快速傳播，而主流政黨通過主流媒體控制社會信息的能力則被大大削弱，主流政黨及其政治家對政治決策的控制力下降。在應對這些挑戰的過程中，一些政治家的行為也變得更為輕浮和不負責任。在西方，新技術的出現推動政治溝通方式趨于便捷和多樣化，使得政治決策的演化進程變得更加難以預測、難以控制。這也是西方政壇亂象叢生的一個重要原因。

（作者為中國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 人民日報 》（ 2018年01月21日 05 版）

 

相關報道:

 

分享讓更多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