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21世紀初有哪個國家在尋求稱霸世界、脅迫他國、藐視規則的話，那就是美國。”《紐約時報》去年10月一篇專欄文章寫道。

自1776年建國始，美國就開啟了持續擴張：西進運動、美墨戰爭、美西戰爭……依靠金錢、訛詐、武力，美國從建國之初領土面積約80萬平方公里，到現在的約937萬平方公里，足足擴張了10倍多。二戰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上綜合實力最強的超級大國，仍不改其擴張基因，不遺余力在全球爭奪和維護霸權。美國倚仗在軍事、經濟、科技、文化等領域的優勢，打著“自由、民主、人權”旗號，頻繁干涉他國內政，欺凌、掠奪、控制其他國家。

二戰后，美國歷屆政府均奉行霸權主義政策：從杜魯門政府的遏制戰略，到尼克松政府的現實威懾戰略，再到小布什政府的“先發制人”戰略，構建和維護美國霸權都是其核心戰略目標；最近幾屆美國政府，包括奧巴馬政府的“巧實力”戰略、特朗普政府的“美國優先”政策以及拜登政府提出的“更好重建”美國主張，根本目的仍是確保美國霸權。

當今世界，美國的霸權、霸道、霸凌，世人有目共睹：四處煽風點火，策動戰爭制造對抗，武力推翻他國政權，讓世界多地深陷戰火與動蕩；奉行“美國例外”，大搞雙重標準，無視國際法和國際規則，對國際組織、條約、協議合則用、不合則棄，嚴重阻礙國際合作；操縱國際金融體系，掠奪巨額財富，縱容貪婪投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蠻橫實施長臂管轄，頻頻揮舞關稅大棒，到處挑起貿易爭端，不擇手段打擊對手；操弄國際輿論，強行輸出美式價值觀，對別國大搞文化侵略……

無數事實告訴世人，美國是國際規則和世界秩序的真正破壞者，是當今世界不穩定性和不確定性加劇上升的源頭。美國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破壞全球秩序，威脅人類和平，給世界帶來嚴重后果，成為威脅人類社會文明進步與和平發展的最大挑戰。諾姆·喬姆斯基、羅伯特·卡根等美國知名學者不止一次指出：美國已淪為“流氓超級大國”。

窮兵黷武，美國是世界最大亂源

“美國的歷史是充滿戰爭和擴張的歷史。戰爭在提高美國國際地位的同時，深刻改變了美國的行為方式和民眾的生活方式……戰爭是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泵绹鴼v史學家、馬薩諸塞大學波士頓分校高級講師保羅·阿特伍德在2010年出版的《戰爭與帝國：美國的生活方式》一書中這樣寫道。

審視美國歷史不難發現，“尚武”“黷武”寫在美國基因之中。美國在戰爭、奴役和屠殺中誕生、壯大并成為超級大國，其在國際舞臺上的亮相以及影響力的提升，都與重大戰爭有關。美國前總統吉米·卡特在2019年6月的一次演講中提到，美國在建國以來240多年的歷史中僅有16年沒有打仗，堪稱“世界歷史上最好戰的國家”。美國《國家利益》雜志援引美國傳統基金會防務項目高級研究員達科塔·伍德的話說，美國平均每15年就卷入一場戰爭。

這種好戰傳統并未在美國成為超級強國后消失。越來越多人看到，當今世界沒有哪一個國家像美國這樣，如此熱衷于海外干預，如此頻繁地發動或參與對外戰爭。

軍事力量是美國全球霸權的重要支柱。美國為維護自身霸權地位，經常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國際法準則，倚仗超強軍事實力，直接發動戰爭，制造分裂沖突，給世界帶來動蕩。二戰結束以來，美國在海外發動或參與了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等多場戰爭，不僅奪去大量軍人生命，更造成極為嚴重的平民傷亡和財產損失，導致巨大的人道主義災難。

最典型的莫過于伊拉克戰爭。2003年，美國不顧國際社會普遍反對，以莫須有的罪名發動伊拉克戰爭。根據美國沃森國際與公共事務研究所統計，在這場戰爭中至少有18萬到20萬伊拉克平民死亡。以美國為首的聯軍還在伊拉克大量使用貧鈾彈、白磷彈等，嚴重危害當地生態環境和人民健康。伊拉克官方統計數據表明，在1991年海灣戰爭前，伊拉克癌癥發病率是平均每10萬人中40人，而到了2005年，這一比例飆升至平均每10萬人中至少1600人。

美國反戰組織“粉色代碼”今年3月發布的報告顯示，過去20年，美國及其盟國經常轟炸他國，平均每天投下40多枚炸彈和導彈。今年2月下旬，拜登政府上臺不久，美軍就對敘利亞東部發動空襲。多方強烈譴責美國違反國際法、侵犯敘主權。

美軍在海外狂轟濫炸的背后，是美國持續高企的軍費支出。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今年4月發布的2020年全球軍費開支趨勢報告顯示，作為全球軍費開支最大的國家，美國2020年軍費比上年增長4.4%，為連續第三年增長，總額達到7780億美元。美國在全球軍費總支出中的占比為39％，高于前一年的38%。根據拜登政府向國會提交的2022財年預算方案，國防預算總額為7530億美元，較2021年度增加1.7%。

然而，美國頻繁的海外軍事行動和巨額軍費支出只有利于美國少數政客和軍火巨頭，卻損害絕大多數美國民眾的利益，更對世界和平與穩定構成嚴重威脅。

哈佛大學國際關系學教授斯蒂芬·沃爾特在《外交政策》雜志網站撰文說，美國在國外“無盡的戰爭”中釋放出軍國主義、仇外心理、偽愛國主義和煽動行為等，所有這些都與健全的民主制度所依賴的公民道德背道而馳。

美國進步研究中心今年5月發表文章指出，美國如今的國防預算比冷戰高峰時的開支還要多，超過了排名其后的10國的國防預算總和，占整個聯邦政府可自由支配預算的一半以上，但“無論美國政府花多少軍費，都買不來完美的國家安全”。文章認為，美國政府應把更多資金用于改善美國基礎設施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而不是花在破壞世界穩定的新式核武器、航空母艦和戰斗機上。

總部位于華盛頓的反戰組織“不戰而勝”負責人埃麗卡·費恩直言，包括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經濟不平等在內的重大全球性威脅從來就沒有軍事解決方案。美國政府削減公共產品投入，繼續無節制地為軍火商提供資源，最終只會損害本國和全世界的安全。

一貫雙標，“美式反恐”制造“安全黑洞”

今年是美國打著反恐旗號出兵阿富汗20周年。持續近20年的阿富汗戰爭，超過越戰成為美國歷史上最漫長的戰爭，不僅令美國及其盟友深陷“帝國墳場”，更給阿富汗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導致數萬平民喪生，上千萬人流離失所或成為難民。

最終，美國為了自己從戰爭泥潭脫身而匆忙撤軍。美國總統拜登今年4月宣布駐阿美軍將在9月11日前完全撤離，此后又把撤離結束時間提前到8月31日。隨著美國和北約加速撤軍，阿富汗塔利班迅速發起攻勢，不斷攻占各主要城鎮。8月15日，塔利班駐卡塔爾多哈政治辦事處發言人穆罕默德·納伊姆宣布，塔利班武裝人員已進入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爾，“阿富汗的戰爭已經結束”。8月16日，拜登承認阿富汗局勢惡化快于美方預期，但他更多地將責任甩給阿政府和美國上屆政府，同時堅稱從阿撤軍是符合美國利益的正確決定。在“9·11”事件發生20年、美國在阿富汗花費2萬億美元后的今天，美國迎來了“喀布爾陷落”的黯然時刻。

阿富汗前總統卡爾扎伊批評說，美國來到阿富汗自稱是為打擊極端主義，要為這個飽受戰爭折磨的國家帶來穩定，但結果在這兩方面都失敗了。

事實上，世界多地戰火紛飛、混亂動蕩的背后，幾乎都有美國的身影。2001年“9·11”事件發生后，反恐成為美國國家安全和對外政策的重心。此后，美國以冷戰思維指導反恐戰爭，動輒以“國家安全”“捍衛自由”之名，按照雙重標準在全球推行“美式反恐”，通過“反恐”劃分不同陣營，強推他國政權更迭，把“反恐”當作清除異己的工具。

美軍用無人機定點清除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縱容以色列對敘利亞、黎巴嫩等國發動空襲，嚴重侵犯有關國家主權……美國主導的反恐行動已經成為其維護霸權、推行美式民主和價值觀的工具，而結果是大量平民淪為受害者，難民問題惡化，地區局勢動蕩，安全威脅外溢。而伴隨這些所謂“反恐”行動的，還有美國對他國人權和自由的粗暴踐踏，震驚世界的美軍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虐囚丑聞即為明證。

據美國《史密森學會雜志》統計，2001年以來，美國以“反恐”之名發動的戰爭和開展的軍事行動足足覆蓋了“這個星球上約40%的國家”。美國布朗大學“戰爭代價”項目數據顯示，這些所謂“反恐”戰爭已經奪去超過80萬人的生命，令超過3800萬人流離失所，耗費超過8萬億美元。

然而，再多無辜的生命在美國眼里也只是一串串冷冰冰的數字。美國在反恐問題上慣于玩弄雙重標準，完全是為了美國國內政治和外交政策需要。凡是針對自己和盟友的恐怖襲擊事件，美國往往反應激烈，堅決打擊；而對于其他國家發生的此類事件，美國官方與社會輿論往往漠不關心。

“東突厥斯坦伊斯蘭運動”（“東伊運”）長期在中國境內外從事反華分裂、極端暴力活動，給中國人民造成巨大人員傷亡和財產損失，被列入聯合國安理會1267委員會制裁名單，當年美國還曾是“東伊運”列名的共同提案國。近年來，“東伊運”在阿富汗、敘利亞等地流竄，策劃實施了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動，包括2016年針對中國駐吉爾吉斯斯坦大使館的汽車炸彈襲擊等。2020年11月，美國卻公然宣布撤銷對“東伊運”的恐怖組織定性，號稱10多年來沒有可靠證據顯示“東伊運”繼續存在。美國“睜著眼睛說瞎話”，單方面否認“東伊運”的恐怖組織性質，將恐怖主義變成遏制他國的工具，“以恐遏華”的險惡用心昭然若揭。

公道自在人心。今年2月，英國人魯本·勞倫斯拍攝的視頻《中國穆斯林之問》引發關注。視頻中，這名英國小哥呼吁大家不要忘記中國一直在同“東伊運”這一恐怖組織作斗爭的事實，指出美國在該問題上出爾反爾、雙標待人、動機不純，敦促美國及其西方盟友停止抹黑中國，還喊話拜登不要借機干涉中國內政。

此外，美國還在全球培植大量反政府武裝，其中不少后來成為恐怖組織，成為國際恐怖活動的制造者。美式“雙標反恐”害人害己，貽害無窮。

例如，古巴革命后，美國庇護多個反對古巴政府的武裝組織，甚至默許其在佛羅里達州南部設立訓練營。1976年10月，一架古巴民航客機在巴巴多斯上空發生爆炸，機上73人全部遇難。原籍古巴、流亡美國的路易斯·波薩達涉嫌制造這起空難并被古巴通緝，但美國政府一直不同意將他引渡到古巴。今年1月，美國國務院重新將古巴列為“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批評美方此舉是“虛偽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投機主義”。

美國20世紀80年代曾大力支持尼加拉瓜反政府游擊隊。美國中央情報局前局長斯坦斯菲爾德·特納曾在國會作證時說：“我認為游擊隊的很多行動具有恐怖主義性質，而且是美國支持的恐怖主義行動，這是無可辯駁的。”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美國2001年以反恐名義出兵阿富汗，而實際上恐怖毒瘤的始作俑者正是美國自己。冷戰期間，美國將阿富汗作為對抗蘇聯的棋子，向包括本·拉登勢力在內的極端組織提供大量武器與金錢，慫恿他們與蘇聯作戰。蘇聯從阿富汗撤軍后，美國隨即拋棄了這些被認為已沒有利用價值的“朋友”，使阿富汗成為國際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的庇護所。

“粉色代碼”聯合創始人梅代婭·本杰明和該組織研究員尼古拉斯·戴維斯撰文指出，如果拜登政府繼續在往屆政府的基礎上堆積更多謊言和暴行，“將無法重新贏得世界對美國領導力的尊重，也無法贏得美國公眾對本國外交政策的支持”。

干涉成癮，美國是“顏色革命”最臟黑手

“與其讓別人稱霸，不如自己為之�！边@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學家斯蒂芬·沃特海姆對美國不惜任何代價追求霸權的評價。美國為維護和鞏固其霸權地位不擇手段，從密謀“和平演變”到煽動“顏色革命”，甚至直接顛覆他國政權。

今年7月，古巴部分地區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古巴政府公布的證據顯示，從6月中旬起，美國境內一些反古勢力在美國政府資助下，通過社交網絡蓄意散播“新冠肺炎疫情下古巴醫療體系崩潰”的謊言，并以此為借口煽動對古巴發動軍事干預，目的就是顛覆古巴政權。美國政府隨后以所謂古巴政府“鎮壓”示威民眾為由制裁古巴軍方官員和實體。

古巴《格拉瑪報》今年還披露，過去20年，美國國際開發署和國家民主基金會等機構為一系列針對古巴的煽動和顛覆計劃撥款近2.5億美元。古巴哈瓦那大學歷史學家弗朗西斯卡·洛佩斯·西韋拉說，近年來，美國政府經常以“人權”“自由”為幌子向他國施壓，煽動沖突，目的是促使與其有矛盾的國家發生政權更迭，維護美國自身的霸權地位。

國際社會清楚記得，在2020年聯合國成立75周年系列高級別會議期間，古巴外長羅德里格斯當著全世界的面扯下美國的遮羞布，痛斥美國插手別國內政、推行霸權主義的罪行，更直言“美國是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大威脅”。

美國是干涉別國內政的“癮君子”，是煽動別國內亂的骯臟“黑手”。美國作家威廉·布魯姆在《民主：美國最致命的輸出》一書中對二戰結束以來美國的對外干涉行為做了如下統計：試圖推翻50多個外國政府，其中大部分是選舉產生的；粗暴干涉至少30個國家的民主選舉；試圖暗殺50余位外國領導人。

冷戰期間，美國對蘇聯和東歐國家進行滲透、策反、搗亂、破壞。美國波士頓學院副教授奧羅克在《隱蔽的政權更迭：美國的秘密冷戰》一書中寫道，在1947年至1989年的42年間，美實施了64次隱蔽的政權更迭行動和6次公開行動。冷戰結束后，美更加肆無忌憚地推行干涉主義，頻繁輸出“顏色革命”：2003年底，以議會選舉計票“舞弊”為由，逼迫格魯吉亞總統謝瓦爾德納澤辭職，扶持反對派領導人薩卡什維利上臺，即所謂“玫瑰革命”；2004年10月，炮制烏克蘭大選“舞弊”丑聞，煽動烏青年上街游行，扶持尤先科上臺，即所謂“橙色革命”；2005年3月，煽動吉爾吉斯斯坦反對派抗議議會選舉結果，最終引發騷亂，總統阿卡耶夫被迫逃亡并宣布辭職，即所謂“郁金香革命”。過去10年間，美國多次介入或操縱中東歐、中亞以及西亞北非一些國家的“顏色革命”。美國把黑手伸向世界各地，在他國資助反對勢力，煽動民眾搞“街頭革命”，激化政治矛盾，顛覆現政權，扶持根基薄弱、嚴重依賴美西方的政黨上臺，最終目的還是服務于美國利益。

美國的“黑手”打開了“潘多拉魔盒”，留下一個個“顏色革命”爛攤子，“阿拉伯之春”變成了“阿拉伯之冬”，中東歐、中亞、西亞北非多國至今政局動蕩，社會矛盾沖突加劇，民眾被拖入災難深淵。以吉爾吉斯斯坦為例，根據美國國際開發署的公開資料，該機構2020年僅在吉投入就超過2500萬美元，涉及的項目包括“民主治理”“安全移民”“支持法律公平”等看似冠冕堂皇的名目。而吉爾吉斯斯坦這些年來經歷了數次非正常權力更迭。

在美國導演的一系列“顏色革命”背后，一家自稱“非官方、非營利”的組織出鏡率頗高，這正是被稱為“全球顏色革命最大金主”的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這個成立于1983年的組織與美國國務院、美國國際開發署、中央情報局等都有著密切聯系，有“中情局的白手套”之稱，擅搞顛覆活動，每年提供1600多筆資助，用于支持90多個國家的非政府組織項目。該基金會還是一些針對中國的分裂勢力背后的金主，每年資助的涉華項目多達數十個，迄今已為超過100個反華團體提供了約1億美元的資金，其中包括“藏青會”“世維會”等被中國明確定性為恐怖組織的團體。“港獨”的活動資金也有許多來自該基金會。美國前聯邦眾議員羅恩·保羅不止一次公開批評說，國家民主基金會“與民主幾乎毫無關系”，“這是一個花著美國納稅人錢，卻顛覆著民主的組織”，“通過向海外一些政黨或運動提供資金，搞‘顏色革命’，而非真正推動民主運動”。

如今，越來越多國家的執政黨和民眾認清了“顏色革命”足以毀掉一個國家和民族的罪惡本質。歷史一再證明，當“顏色革命”走近，和平安寧便會走遠，發展繁榮便會受阻，最終深受其害的還是無辜百姓。

嗜血成性，美元霸權剪全世界羊毛

“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瘪R克思在《資本論》中這樣形容充斥著征服、奴役、掠奪、殺戮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用這句話來概括美國的發家史同樣再貼切不過。

二戰后，美國利用美元霸權，使全世界財富的創造和流動都服務于美國利益，以此在全球范圍內不斷“剪羊毛”。

美國利用美元霸權推高發展中國家金融風險并掠奪其財富，包括資源和不動產，或獲取這些國家水、電、交通等公共服務業的壟斷權，以牟取暴利。實行“華盛頓共識”的拉美國家，20世紀90年代的經濟增長率平均比80年代下降了一半。美國經濟學家約翰·珀金斯在2004年出版的《一個經濟殺手的自白》一書中披露，美國的“經濟殺手”披著經濟學家、銀行家、國際金融顧問之類的合法外衣，以經濟手段操縱別國，誘騙發展中國家落入預設的經濟陷阱，控制這些國家的經濟命脈和自然資源，讓資金源源不斷流入美國，鞏固、擴大美國在全球的經濟、政治和軍事霸權。

國際貿易領域長期存在這種現象：美國印制美元，世界各國在全球貿易中將資源和商品置換成美元，再購買美國國債和企業證券充作本國外匯儲備，這樣美元又回流到美國，支撐了美國經濟。美國歷史學家尼亞爾·弗格森將這一現象稱為“現代經濟史上最大的免費午餐”。根據美聯儲最新數據，印制1美元紙幣只需6.2美分成本，卻能獲得1美元的購買力，印制面值100美元的紙幣的成本僅有14美分。如此看來，印美元無疑是一樁怎么看都不虧的大買賣。這正應了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20世紀70年代說過的一句話——“誰控制了糧食，誰就控制了人類；誰控制了能源，誰就控制了整個大陸；誰控制了貨幣，誰就控制了世界�！�

雖然美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不斷膨脹，但由于美元的霸權地位，美債仍可享受低利率，美國從而能以極低成本從全球獲得資金。美國麥肯錫公司1996年出版的《無疆界市場》一書寫道：“美國所有債務皆以美元計價，美元本身就是世界儲備貨幣，它可以隨時制造通脹，令美國隨時擺脫債務�！�

倚仗美元霸權，美國多年來一直享受著幾乎不受限制印鈔的超級特權。美國根據自己的經濟周期，在“開閘放水”和“關閘斷流”之間反復切換，在美元大進大出過程中洗劫各國外匯儲備，掠奪優質資產，攫取巨額收益。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美聯儲從2008年底至2014年10月先后出臺三輪量化寬松政策，通過美元超發把危機轉嫁給全世界。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為挽救美國經濟和股市，美聯儲再度開啟“超級放水”模式，祭出零利率加無限量化寬松。拜登政府上臺后，又迅速推出1.9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印鈔機”開足馬力，增發的大量美元流向世界各地，造成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遭受雙重打擊，更加脆弱不堪。但這些似乎并不是美國所關心的，一如美國前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所言：“美元是我們的貨幣，卻是你們的問題�！�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太和智庫、海國圖智研究院今年8月9日聯合發布的《“美國第一”？！美國抗疫真相》研究報告指出，美國用一年半的時間印了200多年來所有美元的近一半，世界各國不得不“背鍋”，承受本不應承受的通脹壓力、動蕩壓力、“泡沫”壓力。在美國政府疫情防控失敗的情況下，美聯儲濫發貨幣，以“大水漫灌”來延緩危機。若以貨幣發行量排名，美國是當之無愧的“第一貨幣濫發國”。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每一次“危機救市”，獲利的并非美國普通人，而是社會頂層1%的美國富人，在全世界剪下的羊毛幾乎都流入了他們的腰包。這1%的人大多屬于一些最強大、資金最充足的利益集團，包括互聯網巨頭、華爾街、醫療保險行業、制藥公司、化石燃料行業、軍工聯合體等。美國金融業和高科技產業在疫情期間快速膨脹，美國大企業通過各類經濟刺激計劃獲得巨額資助。同時，超發的美元大多流入美國股市，股價上漲進一步使美國富人的財富暴增。根據美國福布斯網站今年1月的統計，盡管上千萬美國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失去了工作和收入，但過去一年美國650多名億萬富翁的財富總額卻增加了1.3萬億美元，增幅達38.6%，而最富有的5個美國人的財富總和從3580億美元增至6610億美元，增幅達85%。在新近出版的《美國真相》一書中，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道出真相：美國的經濟和政治都只為這1%的人而存在，也被這1%的人所操縱。

瘋狂印鈔催生了美國暫時繁榮的幻象，背后卻危機四伏。目前美聯儲資產負債表規模已超8萬億美元，美國國債規模更是高達28.5萬億美元。國際評級機構惠譽2020年7月就已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并表示債務和赤字高企正在腐蝕美國的主權信用。《日本經濟新聞》今年5月31日發表文章指出，結合巨額財政刺激措施和大膽貨幣寬松政策的“拜登經濟學”正在攪動世界�！盁o論愿意與否，世界都會被卷入美國的這場實驗當中。如果這場豪賭以失敗告終，遭受重創的不是美國，而是更加脆弱的國家。”

美國通過發行貨幣讓其他國家為美國赤字“埋單”的做法，最終將會威脅美元的統治地位。近年來，為擺脫美元霸權，俄羅斯、歐盟、中國等已加速去美元化努力。實際上，“金融巨鱷”索羅斯2018年就曾坦言，未來幾年，美元將失去其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和交易媒介的地位，“人們不喜歡華盛頓的權力，所以他們正在離開，并尋找擺脫美元的方法”。

長臂管轄，美國霸凌只手遮天

“十幾年來，美國在反腐敗的偽裝下，成功瓦解了歐洲的許多大型跨國公司……美國司法部追訴這些跨國公司的高管，甚至把他們送進監獄，強迫他們認罪，從而迫使他們的公司向美國支付巨額罰款�！狈▏�阿爾斯通公司前高管弗雷德里克·皮耶魯齊在其2019年出版的《美國陷阱》一書中一語道破了美國的霸權行徑。

多年來，美國為保住其在政治、經濟等領域的霸主地位，頻繁將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之上，濫用長臂管轄、經濟制裁等手段，圍堵敵對和對手國家以及外國企業，將“叢林法則”和霸權主義推行到極致，令世界深受其害。美國不僅極力打壓其認定的威脅美國利益的國家，對于其認定的威脅美國商業利益以及科技或金融優勢的實體也都視為眼中釘，不惜動用一切手段予以壓制。

自1977年《反海外腐敗法》出臺，尤其是1998年該法修訂后，美國以執法為借口，將“黑手”伸到海外且越伸越長。不論何時何地，只要外國公司曾用美元交易、用美元計價簽訂合同，或者僅通過設在美國的電子郵件服務器收發、存儲郵件，美國政府就認為自己擁有對相關案件的司法管轄權。法國參議院議員菲利普·博納卡雷爾指出，美國的長臂管轄行為從亞洲到歐洲都存在。隨著經濟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程度不斷加深，經濟和金融制裁已成為美國推行霸權主義對外政策的常用工具。

近些年，美國將更多國內法凌駕于國際法和國際規則之上，霸凌制裁成癮，例如制定《以制裁反擊美國敵人法》，擴大對俄羅斯、朝鮮和伊朗的制裁；啟動“赫爾姆斯—伯頓法”第三條，加緊對古巴實施封鎖等。美國不僅制裁被其視為敵人或對手的國家，還對與這些國家有來往的第三方包括美國的盟友實施“二級制裁”。

美國不斷擴大國內法的域外適用范圍，不顧國際法上的管轄權規則，強行將外國個人和實體置于本國管轄之下。根據這些法律，美國可以通過環球銀行間金融電訊協會（SWIFT）系統獲取歐洲銀行的用戶數據和轉賬信息。法國國際關系和戰略研究院研究員阿里·拉伊迪指出，近年來，歐洲企業不斷遭遇美國司法部和相關金融監管機構的打擊，一些被控“貪腐”或違反美方禁令與古巴、利比亞、朝鮮、伊朗等國進行貿易的企業被罰數億甚至數十億美元。

美國這些舉動造成相關國家經濟面臨嚴重困難，甚至出現人道主義危機，破壞性不亞于戰爭。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委內瑞拉、敘利亞、伊朗三國因受到美國長期制裁，國內經濟狀況和醫療條件惡劣，疫情形勢嚴峻。而美國不但沒有停止制裁，反而進一步加碼，使這些國家雪上加霜。伊朗前總統魯哈尼對此控訴：“美國對伊朗的制裁是非人道的，是犯罪和恐怖主義行為�！蔽靼嘌馈镀鹆x報》網站一篇文章以美國對伊朗和委內瑞拉的制裁為例指出，美國日益依賴非法的經濟制裁取代戰爭或作為戰爭的一部分，以打擊相關國家的經濟和社會。文章呼吁：“是時候結束美國的經濟戰、廢除這些違反國際法的單方面強制性措施了�！�

國際社會愈發看清楚，美國標榜的市場競爭原則和國際經貿規則，只在對美有利時才會被美方遵守。美國政客口中談的是公平競爭、自由貿易，心里信奉的是“美國優先”，手上揮舞的是“制裁大棒”。

特朗普執政時期，美國為破壞中國安全穩定進而遏制中國發展，在向世界貿易組織提交的文件中正式拒絕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并蓄意挑起對華貿易爭端，對中國高科技企業施加一系列單邊制裁措施。拜登政府上臺后延續遏華政策，繼續濫用國家力量，出臺一系列法案和行政令，不擇手段打壓和限制華為等中國企業。截至今年4月，美國已將382家中國公司及機構列入“實體清單”，公布包括73家中國企業在內的“軍事最終用戶清單”，并頒布含有明顯歧視中國企業條款的所謂“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利益面前，美國對待盟友也毫不手軟。二戰后，美國對經濟迅速崛起的日本也無情打壓，“廣場協議”就是明證。近年來，美國認定連接俄羅斯與德國的“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對美國天然氣行業造成影響并有損美國在歐亞地區的地緣政治利益，對該項目實施多輪制裁，令美德關系一度十分緊張。

動輒對別國威脅、制裁、訛詐，美國早已將自己置于公理和道義的對立面。正如阿里·拉伊迪在2019年出版的《隱秘戰爭》一書中所說，美國通過域外管轄的“合法化”，可以堂而皇之地對任何國家施壓。無論對盟國還是敵國，“美國只手遮天”。

唯我獨尊，美國是國際秩序“破壞王”

在強大實力支撐下，“美國例外論”成為其肆意踐踏國際關系的“理論依據”。尤其自二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視自己為“民主資本主義”生活方式和建立在“自由主義價值觀”基礎上的國際體系的主要捍衛者。美國時時要求別國遵守“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自己卻唯我獨尊，將私利凌駕于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之上，凌駕于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之上。

盡管美國主導建立了戰后一整套關于世界政治經濟的國際制度和規則，但美國對此的態度一直是合則用、不合則棄，動輒“退群毀約”。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拒絕批準或單方面退出《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聯合國反對種族主義大會、《京都議定書》等多個國際組織或協議。特朗普政府“退群毀約”尤其嚴重，執政4年內退出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中導條約》等十余個國際組織或協議。美國還獨家反對《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核查議定書談判，妨礙國際社會對各國生物活動進行核查的努力，成為生物軍控進程的絆腳石。

英國牛津大學2003年出版的《美國霸權與國際組織》一書概括說：“美國的多邊合作，主要取決于美國國內在多大程度上認為這些多邊組織是促進美國目標有效達成的合適工具�！泵绹�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羅伯特·卡根在2012年出版的《美國締造的世界》一書中也指出：“美國人說他們希望國際體系保持穩定，但他們常常是穩定的最大阻礙。他們贊揚國際法和國際制度的優點，隨后又毫不猶豫地違反和無視它們�！�

美國一方面頻頻退出不合己意的“群”，另一方面嚴厲懲罰任何敢于挑戰美國的“群”。2020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對參與調查美方在阿富汗戰爭中行為的國際刑事法院官員實施經濟制裁和入境限制。此舉比美國歷史上拒絕承認和執行國際法院裁決結果或拒絕配合國際法院調查的行為又進了一步。這一事件再次表明，如果不能“公器私用”，美國寧可毀掉“公器”。

拜登政府上臺后，雖然重返了一些國際組織或協議，但這也是為了服務其戰略布局。對于《開放天空條約》等被認為有損美國利益的協議，拜登政府仍然延續“退群毀約”的做法。盡管反復高調宣稱“美國回來了”，但拜登政府實質上并沒有放棄“美國優先”，而是推進“有選擇的多邊主義”，這被歐洲媒體稱為“美國優先2.0版”。

事實上，只要不符合美國的利益和意圖，不管是對手還是盟友，美國都從不心慈手軟。近幾年，美國一直要求北約及亞洲盟國增加軍費開支，并增加支付給美國駐軍的“保護費”。就在拜登今年6月歐洲之行前夕，美國被曝光監聽歐洲盟國政要。這是2013年“棱鏡門”事件后又一起美國監聽丑聞。這再度表明，美國長期在全球實施大規模網絡監控和網絡攻擊，已經成為全球網絡安全的最大威脅，是名副其實的“黑客帝國”。

新冠肺炎疫情則如一面照妖鏡，讓“美國優先”的丑態無處遁形。疫情暴發后，美國大搞單邊主義，截留他國抗疫物資，禁止本國醫療物資出口，買斷可能用于治療新冠肺炎的藥物產能……一系列自私行為令世界瞠目，對國際抗疫合作造成嚴重損害。而對于全球抗疫的重要希望——疫苗，美國極力奉行“疫苗民族主義”，自疫苗尚處于臨床試驗階段就開始搶訂、搶購，將一些不發達國家和地區推入“無苗可種”的絕望境地。

美國還在疫苗問題上夾帶“政治私貨”。例如，西班牙《世界報》網站文章評論說，美國政府同意向墨西哥“出借”疫苗，目的是換取墨西哥加強對其與危地馬拉邊境非法移民的控制。美國《外交政策》雜志網站刊文說：“拜登政府仍在以有損世界其他國家利益的方式追求美國利益�！�

更令人擔憂的是，美國在全球多地秘密建立生物實驗室，開展生物軍事化活動，德特里克堡基地與新冠病毒傳播之間的疑云至今未解。美國政府不僅對自身諸多疑點閉口不談，對本國干擾全球抗疫的行為選擇性忽視，還變本加厲地借疫情污名化、將病毒標簽化，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大搞政治操弄，企圖綁架世界衛生組織，實施將矛頭對準中國的所謂“第二階段溯源計劃”，引發國際人士的擔憂與批評。

美國生態健康聯盟中國和東南亞科學與政策顧問、流行病學家休姆·菲爾德認為，美方行為“只會激起懷疑與不信任，從根本上破壞抗擊新冠病毒、戰勝這場疫情所需要的全球共同努力”。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刁大明指出，在如今世界遭遇變異新冠病毒再度沖擊的危急關頭，病毒溯源的政治化極大損害了世衛組織的協調角色。美國試圖脅迫世衛組織，使之淪為政治化的“霸權工具”，這將導致全球抗疫合作的失序與混亂，拖累的不僅僅是抗疫工作，更是全人類的共同命運。

強推價值觀，美國意識形態小圈子分裂世界

美國白宮8月11日宣布，拜登將在今年12月9日至10日舉行線上“民主峰會”，并在一年之后舉辦線下面對面的峰會。顯然，美國想要把自己塑造成全球民主的領導者和主要捍衛者。但諷刺的是，丹麥“民主聯盟基金會”此前公布的一份民調顯示，在世界范圍內，美國被視為民主的最大威脅。在53個國家和地區的5萬多名受訪者中，近一半人擔心美國威脅到他們國家的民主，對美國在全球的影響持負面看法。

長期以來，美國以“山巔之城”“上帝選民”自居，把“民主、自由、人權”等美式價值觀鼓吹為至高無上的所謂“普世價值”，用美國的是非標準衡量其他國家，并認為美國有責任將其價值觀推行到全球各地。英裔美國思想家托馬斯·潘恩早在1776年出版的小冊子《常識》中就宣揚，美國“有能力重新開創世界”。二戰期間，美國《時代》周刊創始人亨利·盧斯提出“美國世紀”的概念，稱“美國的理想將傳播到世界各地，把人們從野獸那個層次提升到贊美詩中所說的比天使略低的層次”。

然而，民主不是可口可樂，美國生產原漿，全世界一個味道。美國口中的“普世價值”，不過是按照美國標準、由美國說了算的“美式價值”，其本質是美國維護全球霸權的意識形態工具。

一方面，美國利用其文化和傳媒領域的強勢地位，在全球范圍內特別是在廣大發展中國家，強行推廣美式民主和價值觀，輸出美式政治經濟模式，大搞意識形態滲透。另一方面，美國打著所謂“普世價值”的幌子，妄圖占據道德和國際輿論制高點，肆意打擊被其視作威脅和對手的國家與實體，人為制造分裂和對抗。美國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就曾說過：“強化美國文化作為世界各國文化‘榜樣’的地位，是美國維持霸權所必須實施的戰略。”

美國政界人士一直高度重視意識形態操縱。1953年，時任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在鼓吹對社會主義國家進行“和平演變”時說：“那些不相信精神的壓力、宣傳的壓力能產生效果的人，就是太無知了�！�2010年，以美國時任總統奧巴馬向國會參眾兩院提交《國家戰略傳播構架》報告為標志，美國政府主導的國家宣傳體系進入一個更加具有聯動運作能力的階段。英國《衛報》2014年曾披露美國國際開發署一個企圖利用音樂來推翻古巴政權的秘密項目：美國招募大批古巴歌手和音樂家，假裝開展文化活動，但真正目的是利用這些人煽動歌迷反對古巴共產黨和古巴政府。這再度印證了杜勒斯曾說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

美國還把經濟援助和政治制度掛鉤，通過它主導的國際金融機構向非洲國家施壓，逼迫這些國家采用西方政治模式。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歷任總統都把促進受援國“民主化”當做美國對外援助的首要目標。但這樣的行為給受援國帶來的往往是災難。許多非洲國家因急劇的政治“民主化”和經濟私有化誘發政治危機甚至大規模流血沖突，一些國家至今仍然政局動蕩。贊比亞學者丹比薩·莫約批評說，美國及其西方盟友發展援助對解決非洲問題并非有益而是有害。

拜登政府上臺后不斷宣揚“回歸多邊主義”，但實際上卻是以意識形態劃界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以意識形態站隊、陣營之間選邊來割裂世界，并美其名曰維護“基于規則的國際秩序”�！八倪厵C制”“五眼聯盟”“七國集團”等小圈子、小集團的規則本質上就是美國霸權規則，根本代表不了國際社會。例如，拜登政府糾集英國、加拿大等盟友多次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炒作新疆“強迫勞動”等所謂“中國人權問題”，然而這些國家自身不僅存在種族屠殺、文化滅絕等黑歷史，而且直到今天仍存在嚴重的種族歧視問題。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第47屆會議上，有90多個國家對中國表達支持，對反華小集團說“不”，反映了國際社會的正義呼聲。

美國《外交》雜志網站刊文指出：“從新冠大流行到全球貿易規則，從氣候變化到經濟發展，美國正在積極阻撓世界上大多數民主國家的優先事項。在這個過程中，美國的外交政策以民主的名義加劇了全球的民主危機，使美國的權力失去了合法性�！�

保加利亞政治學家伊萬·克勒斯特夫今年5月在《紐約時報》網站發表文章說，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國家”已經失去了定義民主的壟斷地位。正如皮尤研究中心最近一項研究表明的那樣，絕大多數美國人對他們自己的政治制度深感失望，有些人甚至不相信他們仍然生活在一個民主國家，其他許多歐洲國家的人們也是如此。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修昔底德陷阱”概念提出者格雷厄姆·艾利森此前也在《外交》雜志上撰文指出：“單極世界已經過去，那種以為其他國家只會等著在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被分配位置的幻覺也應隨之破滅。”

（新華社北京9月16日電  執筆記者：柳絲；參與記者：王文、楊柳、劉明霞、傅琰）

《 人民日報 》（ 2021年09月17日 17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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