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的誕生史

近代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建立、發展、變遷的脈絡，無時無刻不與危機應對、風險防范、體系改革緊密相關。自20世紀以來，尤其是1929到1933年國際經濟危機以后，危機倒逼改革、改革重塑體系的趨勢與規律變得越來越明顯。G20領導人峰會機制就是在金本位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G7領導機制之后出現，并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而產生的國際金融治理新機制。

二戰后的國際經濟體系發端于1944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這次會議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為戰后世界建立一個能夠保持國際匯率穩定、實現貨幣可兌換并且滿足多邊貿易支付要求的國際貨幣體系。這次會議的結果是建立了以美元作為單一世界貨幣的“布雷頓森林體系”，這一體系的要點包括：以黃金錨定美元，以美元錨定其他貨幣，以此來安排各國貨幣與黃金的關系、固定匯率以及可兌換性等關系問題；建立兩大國際金融機構——IMF和世界銀行，為各國提供用于維持國際收支平衡的短期貸款和用于發展的長期貸款。這一體系從形式上回答了“怎樣建立一個全球性的貨幣運行機制”問題，并且在建立之后的一些年解決了不少現實問題，從而成為戰后全球經濟體系的“底層架構”。

然而，這一體系存在著先天不足，即以一個國家的主權貨幣作為世界貨幣使用，必然存在發行國利益與全球共同利益的關系問題，并且金本位制也面臨現實中黃金數量的制約。隨著時間推移和多次危機的發生，布雷頓森林體系與全球經濟現實需求之間的距離日益擴大。到了1973年春，美國由于無力支撐黃金與美元之間的固定比價，宣布關閉了黃金兌換窗口，國際貨幣體系出現動蕩。而就在這一年10月，發生了第四次中東戰爭，中東國家宣布對西方實行石油禁運，1973-1974年西方世界出現了二戰后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通脹加劇，失業劇增，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西方主要大國領導人急于尋找平息危機的出路。1975年11月，法國巴黎召開了有六國（美國、日本、英國、德國、法國、意大利）首腦參加的峰會，1976年，加拿大也加入了這一峰會機制，形成了G7機制。在G7占據全球經濟總量八成以上的歷史時期，G7峰會是多國之間協調宏觀經濟、貨幣金融等方面政策最重要的機制。不過，G7只是西方國家之間的機制，隨著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的崛起，世界對一個覆蓋面更廣、代表性更強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的需求日益迫切。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沖擊了所有西方國家，迫使西方不得不尋求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支持以應對危機。2008年11月，首次G20首腦峰會召開，標志著當今世界首要經濟和金融治理論壇的誕生。2016年，G20的主辦國由中國擔任，這將開創中國領銜全球治理議程的新歷史。讓我們從G20的起源、發展、演進歷程開始，了解G20的方方面面，為2016年中國G20的到來做好準備。

一、G20誕生前的國際金融體系

1944年7月，44個國家經濟特使在美國新罕布什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聯合國貨幣金融會議，共同商討二戰后的世界貿易格局。當時提出的兩大國際金融治理方案分別為，英國代表團提出的凱恩斯計劃，和美國代表團推出的懷特（財長助理）方案。由于美國擁有全球三分之二的黃金儲備（1949年美國黃金儲備一度高達世界黃金儲備的73.4%）和強大的軍事實力，會議決定最終采取懷特方案，并鑒此建立了以美元和黃金為基礎的金匯兌本位制，即布雷頓森林體系。

該體系的實質是建立一種以美元為中心的國際貨幣體系，基本內容包括美元與黃金掛鉤、國際貨幣基金會員國的貨幣與美元保持固定匯率（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換句話說，美元成了黃金的“等價物”（當時規定35美元一盎司的黃金官價），變成了世界貨幣、國際清算和各國儲備貨幣。

這一體系在二戰后發揮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美國是各國儲備和貿易支付的單一貨幣，國際金融體系的高效與穩定運營越來越受到制約，美元本身也受到了巨大壓力。1960年美國黃金儲備下降到187億美元，無法抵補210億美元的流動債務，進而出現第一次美元危機。1968年美國黃金儲備進一步下降到121億美元，無法抵補當年331億美元的流動債務，進而引發第二次美元危機。1971年，美國完全喪失了承擔美元對外兌換黃金的能力，導致了1973年更嚴重的經濟危機。

對于這些危機，美國被迫依靠加印紙幣來彌補其財政赤字，這就造成了通貨膨脹和美元過剩，布雷頓森林體系也變得混亂不堪。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美國的單一貨幣和經濟實力難以支撐各國儲備和貿易需求，而美國出于一國利益考慮而設計和實施的相關貨幣政策，根本無法保證其他國家的利益，反而對他國造成了巨大傷害。

1975年，首次西方主要工業國家首腦會議的召開（最初為六國，1976年加拿大加入）標志著“富人俱樂部”的誕生及制度化。G7起初只商討經貿協調的議題，漸漸地拓展到刺激增長措施、浮動匯率、通貨膨脹、貿易自由化、能源、就業等問題，后來還開始討論政治、安全、對一些國家實行制裁、應對武裝沖突地區等。但是，G7多數政策還是從發達國家自身利益出發，而不是維護發展中國家利益或全球利益。

例如，1997年第24屆G7會議，時任俄羅斯總統葉利欽正式參加會議，G7也變成G8。但是，由于當時俄羅斯經濟實力不夠，其GDP僅占世界1%（美國占26%），所以被排除在討論全球經濟及金融核心問題之外，不能參加七國財長會議，也沒有資格簽署內容廣泛的經濟聲明。這進一步說明，G7是一個強國擁有話語權的發達國家俱樂部。

20世紀末，隨著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G7意識到改革金融體系的必要性，在危機時建立一個包括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內的全球共同行動“緊密小組”和在國際社會推廣G7達成的共識尤其重要。中國、印度等首先加入，漸漸地巴西、阿根廷、南非、印度尼西亞、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韓國、墨西哥等國也加入，演變成了一個“19國+歐盟”的20國溝通機制。1998年，G20國家雙部長會議正式啟動。

21世紀初，以中國、印度、俄羅斯、巴西等金磚國家（BRIC）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崛起，G7/G8機制治理全球經濟顯得越來越力不從心。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時任法國總統薩科齊率先提出召開G20首腦峰會，但先開G8。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則提出了直接召開G20首腦峰會，并把會議從法國改到美國華盛頓，從此G20領導人年度會晤機制開始漸漸承擔世界金融治理任務，一個與以往不同的體系正式開始運作。

對此，專家認識并不一致，有人說可以叫“布雷頓森林體系II”，有人則認為，這是G8政策推廣的平臺。但全球多數人希望G20不僅是救助2008年起源于西方的國際金融危機的工具與平臺，更應成為新興經濟體國家以平等身份參與制定商討國際金融政策的制度化平臺，進而發揮全球經濟金融治理的真正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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