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中歸聯”捐建的謝罪碑。

更為巧合的是，這一行日本戰犯中有個大村忍，曾在撫順典獄擔任了10年典獄長，對這里的恐怖與血腥再清楚不過。

撫順戰犯管理所保留著大村忍的筆供，里面記錄著他擔任典獄長時的所作所為：“我曾親自審問，加以拷問，方法是戴手銬腳鐐、用竹刀打等……”“1945年6到8月，病死五六名，當處理尸體時，沒有將部下監督好，埋得很淺，尸體被狗拉出……”

依照大村忍的經驗，凡是被關進這座鐵牢的人，必然經歷的是殘酷折磨，最終結果多數是死亡。

即便是沒有到過撫順的日本戰犯，也大多對這個偽滿洲國時期重要的煤炭產地早有所聞。在蘇聯期間的幾年苦役生涯讓他們猜測：“完了，要在這里挖煤了卻一生了。”

撫順戰犯管理所原管教劉家常告訴記者，很長時間以后，這些戰犯才袒露了他們進入管理所時劇烈的心理波瀾。“他們想得太多了。”劉家常笑著回憶，管理所選址在原撫順典獄，既沒有羞辱他們的意思，也沒有讓他們服苦役的想法，恰恰相反，這個選擇是為了給他們提供了更好的關押條件。

不過，若是對撫順典獄尋根問源，這些日本戰犯更要哭笑不得——日本人修建它的名目，就是關押違法的日本人。

日本扶植偽滿洲國成立之后，把滿鐵附屬地的行政權“移交”給了偽滿洲國，并撤銷了日本的治外法權。這不過是為了配合偽滿洲國政權成立的一場表演，日本侵略者的戲倒是做得很足，撫順典獄就是一個戲碼——日本人在偽滿洲國犯了法，不再受治外法權庇護，也要進監獄。于是，日本侵略者建起了當時的“模范監獄”，建筑、牢房的標準比一般監獄要好很多。

典獄長大村忍最清楚，這座監獄關押過的數千人中，沒有幾個違法犯紀的“日本臣民”，絕大多數都是中國的抗日志士。“模范監獄”的外表下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人間地獄。

撫順典獄原有建筑面積6600平方米，其中有1/3以上的建筑是用做刑訊的地方，僅刑具庫就占了100多平方米的房屋，刑訊室、絞刑室、試驗室、“鎮靜間”等，一個接一個。

在接收這批日本戰犯之前，東北人民政府司法部投入近40萬元對這座監獄進行了改建，給監房安暖氣，擴大窗口，新建禮堂、醫院和浴池等，徹底清除各種刑具和刑訊室，處決犯人的刑場被改建成運動場，用于折磨抗日軍民的“鎮靜間”變成了理發室和浴室……獄中甚至還辟出了一個圖書室和一個電影放映室。

進入修葺一新的撫順戰犯管理所，日本戰犯們依據職務被分派監舍。

獄內共有7棟監房，其中第五、第六棟監禁校佐級以上戰犯，6人一個監舍；第三、四棟是尉官以下戰犯，12人一間；第七棟安排病患戰犯；第一、二棟留給同樣從蘇聯引渡回來的偽滿洲國戰犯。一個月之后，溥儀和他的“皇親”、“大臣”們住進了那里。

除了這批蘇聯移交的戰犯，撫順戰犯管理所后來還收押了地方公安機關查補送監的4人、1956年在太原判刑轉監的9人。與此同時，還有一百多名在解放戰爭和新中國成立之初抓獲的日本戰犯關押在太原戰犯管理所。新中國共收押了1113名日本戰犯。

日本戰犯在管理所的第一夜，夾雜著在長途行程后的疲憊和對陌生環境、未卜前途的惶恐，算是平靜地過去了。等到第二天天亮，看清監舍墻上貼著的通告，一些日本戰犯炸了窩。

戰犯還是戰俘？

通告的內容只是管理條例和活動時間表，不值得大驚小怪，讓日本戰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戰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戰犯”這兩個漢字。從1945年被俘虜之后，他們都是被當做戰俘關押、勞役。蘇聯在1949年組織了伯力審判，對12名實施細菌戰的日本戰犯審理宣判，并沒有涉及到移交給中國的這批戰犯。直到進入中國境內，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戰俘。

戰俘和戰犯，是兩個不能劃等號的名詞，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戰俘無關犯罪，戰爭結束后就應該被釋放、遣返，蘇聯人給過他們這樣的承諾。戰犯，意味著犯有戰爭罪行，要被審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斷頭臺。

一字之差，對這些日本戰犯來說事關生死。一些人當即把公告扯碎，叫嚷著“抗議”。一些人暗中煽動，撩撥狂躁情緒。很快，日本戰犯們騷動起來，監舍內聒噪一片，甚至有人開始絕食。

戰犯管理所馬上展開應對，崗樓上架起了機槍，圍墻內負責警戒的戰士端起了長槍，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員的巡視變成了五分鐘一次的高頻率，特意穿上軍靴，走路“咔咔”有聲，造成威懾之勢。其實，很大程度上這只是做給日本戰犯看，戰士們的槍只在越獄或暴動等極端情況下才會使用。真正給他們的懲戒，只是減少自由活動時間，少數幾個帶頭鬧事分子被單獨關押起來。

局面很快穩定下來，但這些日本人并沒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戰犯身份。戰犯和戰俘不但區分著未來，還定義著過去：他們在侵略中國時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否認，心態不盡相同。有些人明確知道自己血債累累，但把這些罪行都推給國家和戰爭，試圖以此開脫自己。更多的戰犯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植出來的惡之花，壓根不認為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是犯罪。他們沒有任何對罪行的悔恨，甚至對戰俘身份都覺得羞愧，認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頂撞管教被當成了“勇武”。

鬧監很快平息，但交鋒沒有停止。

一天，原侵華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金源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給兩人擔任了翻譯。

藤田茂不但是這批戰犯中軍銜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個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和當過多年偽滿洲國“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戰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說。

據金源回憶，藤田茂在進入管理所之后很長時間，都保留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標志性的仁丹胡。面見孫明齋時，藤田茂態度囂張：“我要見你們的毛主席，請安排一下。”

孫明齋又好氣又好笑，耐著性子說：“有什么話就跟我說。”

藤田茂要說的，就是聲稱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都是戰俘，中日戰爭已經結束，應該釋放遣返回日本。

孫明齋明確告訴他：“這里沒有戰俘，只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

藤田茂當然不承認，兩個人針鋒相對。孫明齋義正詞嚴地教訓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聽不進去。最后，孫明齋站起身來，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讀一讀《帝國主義論》，搞明白帝國主義是個啥東西，對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戰犯。”

藤田茂回去了，飯盛重任又來了。他擔任過偽滿洲國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權威”自居，滿口的“國際法”、“國際公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就是要證明他們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日本戰犯們不再大規模鬧監，轉而開始聯名寫《抗議書》，還要把《抗議書》遞給聯合國，聲稱自己受到“非法對待”。

劉家常說，日本戰犯剛開始搬出“國際法”的概念時，管理所還真是有些撓頭。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國際法”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計找來了相關的資料，首先讓管教干部學習。

“學了‘國際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氣不打一處來。”劉家常說，“那些對戰爭罪、戰犯的定義，條條款款都能套在這些日本戰犯的頭上，他們居然還敢談國際法？”

既然日本戰犯打出國際法的名義，那就用國際法來回擊。管理所組織日本戰犯集體學習，特別是二戰后審判戰犯時制定和應用的一系列法律條文。

從紐倫堡審判啟用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次詳細規定了戰爭罪的種類和等級，甲級戰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戰爭策劃者，日本的甲級戰犯已經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得到了審判。關押在撫順的這些戰犯，屬于乙級和丙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