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日本戰犯站上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被告席。前排右一為鈴木啟久，右二為藤田茂。

從7月3日開始，國家檔案局以每天一人的方式公布45名日本戰犯的侵華罪行自供。第一個公布供詞的戰犯叫鈴木啟久，侵華日軍第117師團中將師團長。從他的供詞中截取一段，就足以駭人聽聞：“只我個人記憶即殺害了5470名中國人民，燒毀和毀壞中國人民的房屋18229戶，其實際數字很(可)能還多。”

1956年，鈴木啟久等45名罪大惡極的日本戰犯，在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上接受了正義的審判。這次審判，沒有一名日本戰犯被判死刑。另有1017名戰犯免于起訴，釋放回國。中國人的寬容讓世界驚嘆。

更令人稱奇的是這些日本戰犯的表現：所有戰犯都對所犯罪行供認不諱、甘愿伏法，甚至主動要求以死謝罪。二戰后審判日本戰犯的法庭上，從沒有出現過這樣全體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

1964年3月，全部日本戰犯被釋放回國。1000余名經新中國改造的日本戰犯，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他們以罕見的勇氣和坦誠，揭露侵略戰爭的罪惡，在日本為“中日永不再戰”奔走呼號。

當年關押、改造日本戰犯的管理所，被他們稱為“再生之地”。曾經被日本軍國主義豢養成的嗜血惡魔，在新中國找回了良知，一個個被戰爭機器扭曲的靈魂，回歸人性。

“一個不跑，一個不死”

1950年7月19日，一列由蘇聯開來的悶罐列車駛入了中國邊境小城綏芬河火車站。

通常，國際列車要在這座車站進行換軌。蘇聯鐵路的軌道寬度為1520毫米，中國使用的是1435毫米的標準軌。而這趟列車要交換的不是軌道，是“乘客”。密不透光的悶罐車中，裝載著969名日本戰犯。

中國的押運專列就停在站臺另一側的標準軌上，等待著把這批日本戰犯運往撫順的戰犯管理所。

1945年8月，蘇聯紅軍出兵中國東北，擊潰了日本關東軍，一下子抓了60多萬日本俘虜。這些俘虜被悉數押到蘇聯境內。二戰期間，蘇聯喪失了2000萬人，日本俘虜們被用來填補勞動力的巨大缺口，多數送到了西伯利亞強制勞動。后來，蘇聯逐漸遣返日本戰俘。據蘇聯方面的統計，共有 577567 人被遣返回日本，另有大約十分之一的日本戰俘因為氣候、疾病等原因死在了蘇聯。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毛澤東訪問莫斯科，中蘇簽訂了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時商定，蘇聯將在押的日本戰犯和偽滿洲國戰犯移交給中國，按照新中國的法律進行處理，以宣示新中國主權國的地位和權威。

移交給中國的969名日本戰犯，是蘇聯方面認定的“犯有反對中國人民的重大罪行”者。

中蘇雙方的交接儀式在綏芬河鎮(今改市)機關的會客廳進行。文件手續履行之后，中方宴請了蘇聯拘留管理局押送戰犯的負責人。據中方接收代表之一、時任東北公安部政治保衛處執行科科長董玉峰回憶，當時正是“中蘇友好萬歲”的時候，雙方極為親近，頻頻舉杯，他很快就被蘇聯人灌倒了。而同行的干部記得，蘇聯拘留管理局的克雷托夫中校在酒酣耳熱時說：“這些戰犯都是極端反動、頑固不化的壞蛋，是不可教化的一群惡棍，只有殺掉。”

這樣的評判，無論是一句酒話，還是出自他們關押日本戰犯時的真實感受，都不會影響中國方面對待日本戰犯的態度。中國方面接收日本戰犯的要求是“一個不跑，一個不死”，這是周恩來總理在布置接收工作時特意囑咐的。

董玉峰負責監管，他接受任務時就對這個要求有顧慮，“一個不跑”容易，“一個不死”有難度。這些戰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累累血債，他們自然會猜想中國人民懲治他們的下場，路上難免發生意外。

蘇聯方面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用一個謊言穩住了日本戰犯——至少在交給中國之前能夠穩住。不止一個日本戰犯曾回憶道，蘇聯人將他們押送到悶罐車上時，給他們通知的是“途經中國返回日本”。

蘇聯悶罐車的車廂門在20日打開，押運人員點著名把日本戰犯一個個提出。中方接收人員在站臺另一側重復著他們的名字，日本戰犯一一應聲，在荷槍實彈的中蘇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國的押運專列。

原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長趙毓英也在中國一側的隊伍中，注視著日本戰犯驚恐、猶豫地走過幾步之遙的站臺。她回憶說，那些戰犯們一個個縮頭縮腦，要么低著頭，要么四下張望，一看就是特別緊張、驚慌。再加上當時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節，蘇聯悶罐車像桑拿房一樣，這些日本戰犯衣衫不整，汗流浹背，蓬頭垢面，要多狼狽有多狼狽。只有幾個穿著馬靴的高級軍官，還在腆胸疊肚地撐著門面，可是那身軍服又臟又破，一塊一塊地印著汗漬，實在襯不起他們裝出來的形象。

趙毓英出生于偽滿洲國時期的沈陽，她說自己有一個“亡國奴童年”。看到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成了中國的階下囚，“我心里那個解恨，你們也有今天！”

趙毓英那時候剛剛從沈陽中國醫科大學畢業，而且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人生軌跡本該和監獄、囚犯沒有任何交集。而在她畢業的前一天，學校通知她和另外兩個品學兼優的同學一起去東北戰犯管理所報到，臨時執行3個月的秘密任務。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這項秘密任務就是去接收日本戰犯，當時也想不到，從此和日本戰犯有了幾十年的不解之緣。

趙毓英等專業醫護人員隨行，只是中國接收日本戰犯的安全準備之一。中國的接收人員已經給他們的行程做了周詳準備。

接收日本戰犯的火車是東北鐵路局安排的專列，不是蘇聯所用的悶罐車，而選用了客車車廂，每個人都有座位，舒適得多。車廂窗戶都被鎖死，并且用報紙糊上。此舉既是為防范戰犯跳窗，也是為避免他們遭遇傷害——如果備受日本侵略荼毒的東北群眾看出這列火車的“乘客”，很難保證不會有過激舉動出現。

每節車廂有一名看守員值班，但不配備武器。車頭到車尾的押運指揮所架上電話，以便處理意外情況。

給日本戰犯準備的食物是在哈爾濱購買的幾千斤白面包和幾百斤香腸、咸鴨蛋。蘇聯的押運人員看到這些食物都眼饞，比他們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后，直接張嘴用他們的咸魚干換走了幾箱面包。

在中國的火車上，日本戰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飯和東北大燉菜。趙毓英記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絲毫不顧形象。一個戰犯告訴她：“已經五年沒吃過這樣的飯菜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蘇聯期間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天的食物只有1斤黑面包加鹽水湯。饑餓之下，他們吃過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國看守人員嚴格卻并不兇惡的態度，讓日本戰犯們心里安穩下來，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戰犯突發急性闌尾炎。趙毓英等醫護人員在牡丹江車站下車，將他送入醫院及時救治。

兩天一夜之后，專列于凌晨3時抵達撫順。戰犯管理所已經作好接站準備，沿途所經路面實施短時間戒嚴，除將官級戰犯和病號坐車以外，其他戰犯集體步行押送監區。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撫順東北戰犯管理所兩層高的主樓只是一個黑黢黢的輪廓。日本戰犯行進的隊列中忽然一陣騷動，有人認出了這座建筑，以及它曾經讓人不寒而栗的陰森恐怖。

戰犯管理所

矗立在日本戰犯眼前的戰犯管理所，在他們的口中原本叫做“撫順典獄”，是1936年日本關東軍修建的。14年前的監獄建造者，14年后淪為獄中囚，歷史的巧合，像一個巨大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