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犯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全部認罪。

單就“戰爭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對所占領土或占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財產，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態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別是低級別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爭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認罪的開始。

以德報怨

日本戰犯在戰犯和戰俘的身份上糾纏，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們則經歷了另一番內心糾結：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犯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員，多為軍人出身，很多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和日軍真刀真槍地生死相搏過。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副所長曲初都是老革命，孫明齋的舅舅被日軍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殘疾就是拜日軍所賜，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寫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淚賬”。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叫王興的看守員，10歲時，他親眼看到自己的7位親人被日軍用刺刀刺殺。

即便是最年輕的趙毓英等人，也對日本侵略有切身體會。他們看待日本戰犯的眼光，難以克制地帶有仇恨。但是，作為管理所工作人員，個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對戰犯實施“三個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所長孫明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說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實我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說‘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當年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克制、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斗，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拼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么可為難的呢？”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審判定罪前關押戰犯的地方，是一個還不能叫做“監獄”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意味著陰暗、冰冷、殘酷、恐怖。而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優待得多。

最初幾天，管理所為戰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糧、細糧搭配，以高粱飯、窩頭為主。以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這已經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標準。不說別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吃的也是這些。

個別日本戰犯卻對這樣的優待不領情，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把飯菜倒進馬桶里，繼而發展到絕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氣，有人說：“他們不吃就是不餓。這頓不吃粗糧，下頓還這么做。”有人說：“槽里有草餓不死驢，看他們能挺幾天。”

但是，連續幾天，幾個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絕進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戰犯餓死了，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管理所趕快將情況向上級匯報。

很快東北公安部轉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將戰犯們按將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級，分成小、中、大灶三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

具體的伙食標準列出來，讓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這些戰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這是什么概念？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豬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檔次的戰犯伙食標準，也要遠遠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員的水平。這樣的“牢飯”恐怕世界上不會有第二份。

日本戰犯不但吃得好，會吸煙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條紙煙；每周洗一次熱水澡、每月理一次發、定期接受體檢；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管理所醫務室的醫療設施甚至超過當時的中級醫院，部分戰犯在戰爭中受傷致殘，管理所為他們全部安裝了假肢。

趙毓英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還給她分配了新任務：“營養護士”，就是要給戰犯調配食譜，保證營養均衡。

每天，趙毓英開出菜譜，負責后勤采購的高震照單采買。高震后來成了趙毓英的丈夫。“那時候我們倆可沒少吵架拌嘴，他對我滿腹牢騷。‘你開單子也不看看季節，三九天哪里有西紅柿賣？’‘指名要河鯽魚，漁民要知道是給日本人買魚，非把我當漢奸揍一頓’。”趙毓英笑著回憶。

抱怨歸抱怨，高震還是會想方設法把菜譜上的東西購置齊全。炊事員也有情緒，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凈就上鍋。這個情況很快被發現，遭到了管理所領導的嚴厲批評，從此杜絕。

趙毓英說，每次大會小會，領導們都要強調一遍“三個保障”，嚴肅紀律。我們也逐漸理解，優待日本戰犯，不但是實行人道主義，更是改造他們的方式。要讓他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國人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反省他們又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以德報怨，拷問著日本戰犯沉淪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說的是日本戰犯的標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擔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首要戰犯。此人極端頑固，一直宣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幫助滿洲國建設”。

1952年，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癱瘓在床。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專職護理員。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釋出獄，武部六藏四年不曾離床，卻連褥瘡都沒有生過。

在接受審判前，武部六藏最終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歲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歲的焦桂珍，“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頑石點頭

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為安全起見，戰犯管理所曾暫時遷往哈爾濱。1952年，管理所遷回撫順后，中央發來了新的指示，對日本戰犯要開展認罪悔罪教育。

其實，認罪悔罪教育從戰犯們進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進行著，比如組織理論學習，認清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實質等等。而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發罪行，觸及到了每個人的具體罪行。

并不是每個日本戰犯都能老老實實地坦白。他們或是怕供認罪行會招致嚴懲，或是仍沒有褪掉軍國主義的幽魂，有人推諉隱瞞，有人直接對抗。

為了打開局面，管理所把號稱“大和魂榜樣”的鹿毛繁太作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偽滿錦州市警察局警務長，在其任內，制造無人區、抓捕殘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進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規，不服管，挑釁看守，恐嚇認罪的同監，鬧監最兇。在一次公然辱罵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單獨關押起來。

劉家常告訴記者，管理所如果只有優待懷柔政策，那些戰犯中的死硬分子只會更囂張。我們杜絕了所有的肉體刑罰，但并不意味著沒有懲戒措施。單獨關押就是一種懲戒，類似于關禁閉、關小號。

鹿毛繁太是單獨關押的常客，起初并不當回事，以為關個兩三天就會放他出來。但這次，放他出來的前提是寫檢討，寫認罪書。

單獨關押兩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來句話的檢討，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寫。反反復復寫了四遍，才算通過。而這還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體戰犯面前公開檢討。鹿毛繁太慌了神兒，請求管教允許他“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廣播器里傳出了鹿毛繁太懺悔的聲音：“我檢查我的錯誤和罪行……”

“大和魂榜樣”成了認罪悔罪的榜樣。

像這樣通過懲戒手段才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在各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和潤物無聲的感化影響下，重新審視自己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良知喚醒，邪惡褪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