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戰犯在法庭上痛哭流涕,全部認罪。
單就“戰爭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對所占領土或占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財產,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態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別是低級別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爭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認罪的開始。
以德報怨
日本戰犯在戰犯和戰俘的身份上糾纏,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們則經歷了另一番內心糾結:這些日本人是仇人還是犯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成立之初,共有145名成員,多為軍人出身,很多人經歷了抗日戰爭,和日軍真刀真槍地生死相搏過。第一任所長孫明齋、副所長曲初都是老革命,孫明齋的舅舅被日軍的狼狗活活咬死,曲初腿上的殘疾就是拜日軍所賜,其他大部分人也都能寫出一本日本鬼子的“血淚賬”。最極端的例子是一個叫王興的看守員,10歲時,他親眼看到自己的7位親人被日軍用刺刀刺殺。
即便是最年輕的趙毓英等人,也對日本侵略有切身體會。他們看待日本戰犯的眼光,難以克制地帶有仇恨。但是,作為管理所工作人員,個人再大的血海深仇也要放下,必須無條件服從命令,對戰犯實施“三個保障”,即:保障不侮辱人格、保障生活條件、保障身體健康。
所長孫明齋給大家做思想工作,也像是在說服自己:“我知道大伙想不通,其實我最開始也想不通,但是周總理說‘20年過后再來看我們現在做的工作,就能明白其中的意義和價值。’”
當年的工作人員都記得孫明齋說的一個比喻:“我們現在克制、犧牲自己的感情,這也是一種戰斗,就像當年在戰場上和小鬼子拼刺刀。這些人當年全副武裝時各位都沒害怕過,現在改造他們的工作又有什么可為難的呢?”
撫順戰犯管理所,是審判定罪前關押戰犯的地方,是一個還不能叫做“監獄”的監獄。在人們的印象中,監獄意味著陰暗、冰冷、殘酷、恐怖。而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日本戰犯,除了失去自由,其他任何方面都要比真正的囚犯優待得多。
最初幾天,管理所為戰犯提供的伙食是粗糧、細糧搭配,以高粱飯、窩頭為主。以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水平而言,這已經是中等偏上的伙食標準。不說別人,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吃的也是這些。
個別日本戰犯卻對這樣的優待不領情,他們先是拒絕吃粗糧,把飯菜倒進馬桶里,繼而發展到絕食。
管教干部看了心里有氣,有人說:“他們不吃就是不餓。這頓不吃粗糧,下頓還這么做。”有人說:“槽里有草餓不死驢,看他們能挺幾天。”
但是,連續幾天,幾個死硬分子真的一直拒絕進食。不管是什么原因,真要是在管理所有戰犯餓死了,都會造成極其惡劣的影響。管理所趕快將情況向上級匯報。
很快東北公安部轉來了周恩來總理的批示,將戰犯們按將官、校佐、尉官以下三級,分成小、中、大灶三種待遇,全部供給細糧。
具體的伙食標準列出來,讓很多管教干部都不能理解。這些戰犯每人每天菜金最低0.42元,最高1.54元。這是什么概念?當年最好的東北大米每斤只要0.1元,豬肉是每斤0.3元。
即使是最低檔次的戰犯伙食標準,也要遠遠高于管理所工作人員的水平。這樣的“牢飯”恐怕世界上不會有第二份。
日本戰犯不但吃得好,會吸煙者,每人每月提供一條紙煙;每周洗一次熱水澡、每月理一次發、定期接受體檢;每年春秋季各召開一次運動會,每逢節日還要搞會餐。管理所醫務室的醫療設施甚至超過當時的中級醫院,部分戰犯在戰爭中受傷致殘,管理所為他們全部安裝了假肢。
趙毓英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還給她分配了新任務:“營養護士”,就是要給戰犯調配食譜,保證營養均衡。
每天,趙毓英開出菜譜,負責后勤采購的高震照單采買。高震后來成了趙毓英的丈夫。“那時候我們倆可沒少吵架拌嘴,他對我滿腹牢騷。‘你開單子也不看看季節,三九天哪里有西紅柿賣?’‘指名要河鯽魚,漁民要知道是給日本人買魚,非把我當漢奸揍一頓’。”趙毓英笑著回憶。
抱怨歸抱怨,高震還是會想方設法把菜譜上的東西購置齊全。炊事員也有情緒,故意把米或菜洗得不干凈就上鍋。這個情況很快被發現,遭到了管理所領導的嚴厲批評,從此杜絕。
趙毓英說,每次大會小會,領導們都要強調一遍“三個保障”,嚴肅紀律。我們也逐漸理解,優待日本戰犯,不但是實行人道主義,更是改造他們的方式。要讓他們真真切切感受到中國人是如何對待他們的,反省他們又是怎樣對待中國人的。
中國人的以德報怨,拷問著日本戰犯沉淪已久的良知。
“文看武部”,說的是日本戰犯的標志人物武部六藏。他在1940年至1945年擔任偽滿洲國國務院總務長官,是日本對中國東北進行殖民統治的首要戰犯。此人極端頑固,一直宣稱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幫助滿洲國建設”。
1952年,武部六藏突發腦血栓,經醫護人員晝夜搶救脫險,但從此癱瘓在床。為了照料他,管理所委派焦桂珍做專職護理員。
武部六藏的一日三餐,都是焦桂珍一勺一勺喂到嘴里。他大小便失禁,焦桂珍端屎端尿,每天擦洗。直到1956年假釋出獄,武部六藏四年不曾離床,卻連褥瘡都沒有生過。
在接受審判前,武部六藏最終供述了全部罪行。六十多歲的武部六藏形容三十多歲的焦桂珍,“像母親一樣照顧我”。
頑石點頭
由于朝鮮戰爭的爆發,為安全起見,戰犯管理所曾暫時遷往哈爾濱。1952年,管理所遷回撫順后,中央發來了新的指示,對日本戰犯要開展認罪悔罪教育。
其實,認罪悔罪教育從戰犯們進入管理所之后就一直在進行著,比如組織理論學習,認清帝國主義、軍國主義實質等等。而這一次教育的主要形式是交代、揭發罪行,觸及到了每個人的具體罪行。
并不是每個日本戰犯都能老老實實地坦白。他們或是怕供認罪行會招致嚴懲,或是仍沒有褪掉軍國主義的幽魂,有人推諉隱瞞,有人直接對抗。
為了打開局面,管理所把號稱“大和魂榜樣”的鹿毛繁太作為突破口。
鹿毛繁太原是偽滿錦州市警察局警務長,在其任內,制造無人區、抓捕殘害抗日人士……罪行累累。進入管理所后,鹿毛繁太不守規,不服管,挑釁看守,恐嚇認罪的同監,鬧監最兇。在一次公然辱罵看守之后,鹿毛繁太被單獨關押起來。
劉家常告訴記者,管理所如果只有優待懷柔政策,那些戰犯中的死硬分子只會更囂張。我們杜絕了所有的肉體刑罰,但并不意味著沒有懲戒措施。單獨關押就是一種懲戒,類似于關禁閉、關小號。
鹿毛繁太是單獨關押的常客,起初并不當回事,以為關個兩三天就會放他出來。但這次,放他出來的前提是寫檢討,寫認罪書。
單獨關押兩天后,鹿毛繁太交了一篇十來句話的檢討,被管教干部金源打回重寫。反反復復寫了四遍,才算通過。而這還不算完,管理所要求他在全體戰犯面前公開檢討。鹿毛繁太慌了神兒,請求管教允許他“考慮考慮”。這一考慮就是七天,管理所的廣播器里傳出了鹿毛繁太懺悔的聲音:“我檢查我的錯誤和罪行……”
“大和魂榜樣”成了認罪悔罪的榜樣。
像這樣通過懲戒手段才認罪悔罪的日本戰犯是極少數,絕大多數人在各種形式的教育活動和潤物無聲的感化影響下,重新審視自己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良知喚醒,邪惡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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