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機下的全球治理成果已經證明，G20是各國在面對共同問題時分享智慧、達成方案的有效機制。當G20從危機應對機制轉型成為全球治理平臺，就需要解決如何進行全球治理合作的常態化機制問題。面對當今的世界經濟形勢，全球治理要做的是兩件事：第一，找準“病灶”，精準“把脈”，看看世界經濟到底問題出在哪里；第二，對癥下藥，為促進全球治理開出“藥方”。

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全球復蘇步伐一直緩慢，其“病灶”在于：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的動能已近尾聲；發展不平衡問題遠未解決，現有經濟治理機制的缺陷逐漸顯現。而在這種形勢下，中國卻保持了較高增速，并使得實體經濟“底子”不斷“加深加厚”。中國的長期經濟增長成效及可持續的增長潛力，表明中國擁有促進發展的獨到經驗。而中國主辦G20峰會，將意味著世界有機會分享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中國藥方”。

解決全球經濟治理中的“病灶”

目前G20各成員方都提交了各自的中期增長路線圖，其中存在的不足也顯而易見：各成員方的關鍵政策承諾（Key Commitments）側重點各有不同，沒有關于相互協調的說明，潛在地存在相互競爭或相互抵消問題，可能導致“零和博弈”造成對于全球經濟的整體外溢效果為零甚至為負。

換句話說，在增長戰略方面，各國是“有整體目標，無全面協調”。全球增長不是一國就能解決的，在G20層面而非各成員方層面上制定整體性的政策，建立切實可操作的執行機制，已十分必要。因此，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通過慎密的研究和長期的跟蹤認為，需要構建“全球經濟協調體系”（Global Economic Coordination System，GECS）。

這不只是各成員方增長戰略協調的需要，也是全球已承諾的政策目標體系變得復雜化急待通盤考慮的需要。這種復雜性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聯合國層面上“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新進展，即2015年9月底聯合國成立70周年

峰會上，各國領導人批準的《2030年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SDG），包括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及169個子目標。G20如何與SDG并軌與協調相當重要。

二是全球層面上碳減排的要求。2015年12月，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1次締約方大會（COP21）在法國巴黎舉行，各方尤其是中國提出了應對氣候變化的鄭重承諾。因此，G20討論全球增長必須考慮到碳減排約束日益嚴格的趨勢。

三是發達國家減少財政赤字的約束。美國與歐元區都執行“結構性減赤”的長期政策框架，以及部分國家提到的退出“量寬”等政策，都會對他們的經濟增長產生沖擊。

此外，當前地緣政治危機、恐怖主義等不確定性事件沖擊著全球增長；全球性通縮、金融市場動蕩等系統性風險威脅著國際經濟；而重大創新缺乏、基礎設施投資與互聯互通不足等支撐性要素不力則拖累著世界發展前景。這就更需要建立全球可持續增長的協調框架，增強各國的抗風險能力，并實現實現G20整體政策效果正向外溢（positive spillovers），避免相互抵消。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認為，“全球經濟協調體系”應由一個頂層機制、三張機構網絡、十方面合作平臺構成。

一個頂層機制是“長期愿景機制”，負責制定并指導G20增長戰略的實施。“長期愿景機制”的操作方式可以是先形成一份“G20經濟發展愿景”文件，確立五年期發展目標。此后，在領導人峰會、協調人（Sherpa）會議、部長及副部長級會議都經常予以修訂并討論如何實現。

三張機構網絡分別是G20與聯合國各機構協調網絡、G20相互協調網絡、G20與各個國際組織協調網絡。建立常態化的協調網絡，形成一個全球“發展規劃”的執行網。

十方面合作平臺是十個方面的G20各成員方產業政策溝通與協調平臺，綜合考慮G2O現有機制及未來發展要求，參考中國案例，建議為金融與投資、勞動與就業、商務與貿易、工業與創新、農業、基礎設施、資源與環境、能源、發展、旅游十個方面。

為保證協調各國的增長戰略，應建立四方面的執行機制：一是設立執行秘書處，不斷與各自國內聯絡并共同起草文件。執行秘書處可設立在中國，并在多個國際組織設立代表處。二是建立“共同工具籃子”，為G20成員國發展提供了政策選項范本。例如，G2O可考慮設立全球糧價平準基金，用以干預糧價過度波動。三是設立政策效果相互評價機制，建立增長戰略的政策效果相互評價機制。四是探索獎懲機制，對一些不達標的國家予以類似削減授信額度這樣的處罰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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