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峰負責監管，他接受任務時就對這個要求有顧慮，“一個不跑”容易，“一個不死”有難度。這些戰犯都知道自己在中國犯下的累累血債，他們自然會猜想中國人民懲治他們的下場，路上難免發生意外。

蘇聯方面顯然也想到了這一點，用一個謊言穩住了日本戰犯——至少在交給中國之前能夠穩住。不止一個日本戰犯曾回憶道，蘇聯人將他們押送到悶罐車上時，給他們通知的是“途經中國返回日本”。

蘇聯悶罐車的車廂門在20日打開，押運人員點著名把日本戰犯一個個提出。中方接收人員在站臺另一側重復著他們的名字，日本戰犯一一應聲，在荷槍實彈的中蘇士兵警戒下，登上了中國的押運專列。

原撫順戰犯管理所護士長趙毓英也在中國一側的隊伍中，注視著日本戰犯驚恐、猶豫地走過幾步之遙的站臺。她回憶說，那些戰犯們一個個縮頭縮腦，要么低著頭，要么四下張望，一看就是特別緊張、驚慌。再加上當時正是一年中最熱的時節，蘇聯悶罐車像桑拿房一樣，這些日本戰犯衣衫不整，汗流浹背，蓬頭垢面，要多狼狽有多狼狽。只有幾個穿著馬靴的高級軍官，還在腆胸疊肚地撐著門面，可是那身軍服又臟又破，一塊一塊地印著汗漬，實在襯不起他們裝出來的形象。

趙毓英出生于偽滿洲國時期的沈陽，她說自己有一個“亡國奴童年”。看到侵略中國的日本鬼子成了中國的階下囚，“我心里那個解恨，你們也有今天！”

趙毓英那時候剛剛從沈陽中國醫科大學畢業，而且學的是高級護理專業，人生軌跡本該和監獄、囚犯沒有任何交集。而在她畢業的前一天，學校通知她和另外兩個品學兼優的同學一起去東北戰犯管理所報到，臨時執行3個月的秘密任務。到了管理所，她才知道這項秘密任務就是去接收日本戰犯，當時也想不到，從此和日本戰犯有了幾十年的不解之緣。

趙毓英等專業醫護人員隨行，只是中國接收日本戰犯的安全準備之一。中國的接收人員已經給他們的行程做了周詳準備。

接收日本戰犯的火車是東北鐵路局安排的專列，不是蘇聯所用的悶罐車，而選用了客車車廂，每個人都有座位，舒適得多。車廂窗戶都被鎖死，并且用報紙糊上。此舉既是為防范戰犯跳窗，也是為避免他們遭遇傷害——如果備受日本侵略荼毒的東北群眾看出這列火車的“乘客”，很難保證不會有過激舉動出現。

每節車廂有一名看守員值班，但不配備武器。車頭到車尾的押運指揮所架上電話，以便處理意外情況。

給日本戰犯準備的食物是在哈爾濱購買的幾千斤白面包和幾百斤香腸、咸鴨蛋。蘇聯的押運人員看到這些食物都眼饞，比他們吃的黑列巴好得多，交接完成后，直接張嘴用他們的咸魚干換走了幾箱面包。

在中國的火車上，日本戰犯吃的第一餐是大米飯和東北大燉菜。趙毓英記得，那些日本人吃得狼吞虎咽，絲毫不顧形象。一個戰犯告訴她：“已經五年沒吃過這樣的飯菜了。”他們當中的大多數人，在蘇聯期間要從事繁重的體力勞動，每天的食物只有1斤黑面包加鹽水湯。饑餓之下，他們吃過野菜、蛇，甚至老鼠。

可口的食物，中國看守人員嚴格卻并不兇惡的態度，讓日本戰犯們心里安穩下來，一路上惟一的意外，是一名戰犯突發急性闌尾炎。趙毓英等醫護人員在牡丹江車站下車，將他送入醫院及時救治。

兩天一夜之后，專列于凌晨3時抵達撫順。戰犯管理所已經作好接站準備，沿途所經路面實施短時間戒嚴，除將官級戰犯和病號坐車以外，其他戰犯集體步行押送監區。

黎明前的黑暗之中，撫順東北戰犯管理所兩層高的主樓只是一個黑黢黢的輪廓。日本戰犯行進的隊列中忽然一陣騷動，有人認出了這座建筑，以及它曾經讓人不寒而栗的陰森恐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