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犯還是戰俘？

通告的內容只是管理條例和活動時間表，不值得大驚小怪，讓日本戰犯受到刺激的是公告的落款：戰犯管理所。

即便是完全不懂中文的日本人，也能明白“戰犯”這兩個漢字。從1945年被俘虜之后，他們都是被當做戰俘關押、勞役。蘇聯在1949年組織了伯力審判，對12名實施細菌戰的日本戰犯審理宣判，并沒有涉及到移交給中國的這批戰犯。直到進入中國境內，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戰俘。

戰俘和戰犯，是兩個不能劃等號的名詞，代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命運。

戰俘無關犯罪，戰爭結束后就應該被釋放、遣返，蘇聯人給過他們這樣的承諾。戰犯，意味著犯有戰爭罪行，要被審判，很有可能被送上斷頭臺。

一字之差，對這些日本戰犯來說事關生死。一些人當即把公告扯碎，叫嚷著“抗議”。一些人暗中煽動，撩撥狂躁情緒。很快，日本戰犯們騷動起來，監舍內聒噪一片，甚至有人開始絕食。

戰犯管理所馬上展開應對，崗樓上架起了機槍，圍墻內負責警戒的戰士端起了長槍，而且上了刺刀。看守員的巡視變成了五分鐘一次的高頻率，特意穿上軍靴，走路“咔咔”有聲，造成威懾之勢。其實，很大程度上這只是做給日本戰犯看，戰士們的槍只在越獄或暴動等極端情況下才會使用。真正給他們的懲戒，只是減少自由活動時間，少數幾個帶頭鬧事分子被單獨關押起來。

局面很快穩定下來，但這些日本人并沒有那么容易接受自己的戰犯身份。戰犯和戰俘不但區分著未來，還定義著過去：他們在侵略中國時的所作所為是不是犯罪。

日本戰犯們對自己罪行的否認，心態不盡相同。有些人明確知道自己血債累累，但把這些罪行都推給國家和戰爭，試圖以此開脫自己。更多的戰犯則是日本軍國主義培植出來的惡之花，壓根不認為侵略中國、屠殺中國人是犯罪。他們沒有任何對罪行的悔恨，甚至對戰俘身份都覺得羞愧，認為那不符合“武士道”，抗拒改造、頂撞管教被當成了“勇武”。

鬧監很快平息，但交鋒沒有停止。

一天，原侵華日軍59師團中將師團長藤田茂找到管教干部金源，要求面見管理所所長孫明齋。金源能說一口流利日語，給兩人擔任了翻譯。

藤田茂不但是這批戰犯中軍銜最高的人之一，而且是個死硬的軍國主義分子。從蘇聯的戰俘營到撫順戰犯管理所，他和當過多年偽滿洲國“太上皇”的武部六藏一直是日本戰犯的核心人物，有“文看武部，武看藤田”之說。

據金源回憶，藤田茂在進入管理所之后很長時間，都保留著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標志性的仁丹胡。面見孫明齋時，藤田茂態度囂張：“我要見你們的毛主席，請安排一下。”

孫明齋又好氣又好笑，耐著性子說：“有什么話就跟我說。”

藤田茂要說的，就是聲稱撫順戰犯管理所關押的都是戰俘，中日戰爭已經結束，應該釋放遣返回日本。

孫明齋明確告訴他：“這里沒有戰俘，只有戰犯。你還是這些戰犯中罪行嚴重的主謀之一。”

藤田茂當然不承認，兩個人針鋒相對。孫明齋義正詞嚴地教訓了他半天，藤田茂根本聽不進去。最后，孫明齋站起身來，半是命令、半是送客：“你好好讀一讀《帝國主義論》，搞明白帝國主義是個啥東西，對照自己想想，你是不是戰犯。”

藤田茂回去了，飯盛重任又來了。他擔任過偽滿洲國高等法院法官，以“法律權威”自居，滿口的“國際法”、“國際公約”，引經據典，頭頭是道，就是要證明他們是戰俘而不是戰犯。

日本戰犯們不再大規模鬧監，轉而開始聯名寫《抗議書》，還要把《抗議書》遞給聯合國，聲稱自己受到“非法對待”。

劉家常說，日本戰犯剛開始搬出“國際法”的概念時，管理所還真是有些撓頭。那時候沒幾個人知道“國際法”為何物。于是，管理所千方百計找來了相關的資料，首先讓管教干部學習。

“學了‘國際法’，很多管教干部更氣不打一處來。”劉家常說，“那些對戰爭罪、戰犯的定義，條條款款都能套在這些日本戰犯的頭上，他們居然還敢談國際法？”

既然日本戰犯打出國際法的名義，那就用國際法來回擊。管理所組織日本戰犯集體學習，特別是二戰后審判戰犯時制定和應用的一系列法律條文。

從紐倫堡審判啟用的《國際軍事法庭憲章》，第一次詳細規定了戰爭罪的種類和等級，甲級戰犯是犯有反和平罪的戰爭策劃者，日本的甲級戰犯已經在遠東軍事法庭上得到了審判。關押在撫順的這些戰犯，屬于乙級和丙級。

單就“戰爭罪”這一條，這批日本戰犯就沒有一個人能脫身罪名之外：違反戰爭法規與慣例，對所占領土或占領地的平民之謀殺、虐待，為奴隸勞役或其他目的的放逐，對戰俘或海上人員的謀殺或虐待，劫掠公私財產，實施非軍事需要的破壞……

其實，那幾個搬弄國際法的日本戰犯不過是揣著明白裝糊涂，這樣的學習改變不了他們的態度。但是對大多數特別是低級別日本戰犯來說，他們原本也不知道國際法中對戰爭罪和戰犯的定義。這樣的學習讓他們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戰犯成了無可推脫的身份。

接受戰犯的身份，也就意味著認罪的開始。